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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国度”和奴隶制度

几年前,我有幸在普林斯顿神学院的一次关于卡尔·巴特(Karl Barth)的会议上发言。在一个难忘的时刻,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历史教授乔治·哈林克(George Harinck)解释了他的教会(一个认信的保守改革宗教会)成员和巴特的学生对纳粹占领的不同反应。与《巴门宣言》(Barmen Declaration)一致,巴特派的人告诉希特勒,让他把手从上帝的教会中拿开。“但我们教会的领袖”,哈林克讲述道:“告诉希特勒把他的手从上帝的世界中拿开。”

哈林克教授属于分离派基督教归正教会(Reformed Churches—Liberated),是由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领导的宗派的一个延续肢体。在我试图思考基督与文化的关系时,这句话记忆犹新,并一直困扰着我。只要有明确的注释依据,教会就会奉基督的名,在现今时代有权柄对所有的执政者和掌权者说话。基督是所有世人的主,而不仅仅是教会的主,衪要向世界宣扬衪的普世主张,那些因衪的名被呼召的人都要接受和顺服。 

我在阅读博客圈中关于“教会属灵性质(spirituality of the church)”的有趣争论时,想起了哈林克的尖锐的评论。一位我所尊敬的人提出了这样的顾虑,即这种普遍被称为“两个国度”的学说导致了对美南长老会(PCUS)对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态度——哪怕不是直接鼓励也可称得上是容忍。  

如同路德和加尔文提出的“两个国度”的区分一样,“教会属灵性质”指的是它在世界中的独特呼召。当我肯定“两个国度”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我们的主所颁布的大使命,就是授予教会权柄传讲衪的话语,施行圣礼,并通过执事来维护教会的纪律和合一。正如《威斯特敏斯特信仰信条》所言,“教会总会和议会,除了有关教会事务以外,不可处理或决定任何其他事情;又不可干涉国政,除非在特殊事件上,可以向公民政府请愿;或是为满足良心起见,公民政府有所咨询时,可以提出忠告”(31.4)。  

至少按照画上(图略)所描绘的,“两个国度”的观点将信徒在教会的生活与在世界的生活分开。安东尼·布拉德利(Anthony Bradley)是一位保守的改革宗和非裔美籍神学家。他在与卡尔·楚曼(Carl Trueman)等人的对话中,提出了一些相当重要的问题,即这样“二元的”观点是否正是阻碍美南长老会反对奴隶制,也反对种族隔离的原因。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尤其是我们父辈的罪还在,而我们自己的改革宗和长老会的宗派似乎还没有反映出启示录5:9中预期的敬拜人群的多样性。 

所以我简单说几句,作为对这一指控的反击。 

首先,如果说“教会属灵性质”(或“两个国度”)是南方罗马天主教、美国圣公会、长老会、卫理公会和浸礼会共同维护奴隶制的粘合剂,是说不通的。正是奴隶制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基于种族主义学说和对圣经时代对奴隶制的拷问,就好比现代奴隶制的样子,取决于绑架、谋杀、偷窃和圣经中确定为死罪的许多其他罪行。 

其次,即使我们可以接受“属灵性质”或“两个国度”方式的曲解,将其视为二元的,这也只能说明教会因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的缘故而拒绝指出邪恶。但实际上,教会本身是被隔离的——这往往比社会大众被隔离的程度更高。 

第三,美南长老会的神学家们不遗余力地捍卫奴隶制,他们可能在呼吁教会的属灵使命时掩盖了他们的一些论点,但他们在讲坛和课堂上呼吁国家使这一制度永久化。我特别想到了R.L.达布尼(R.L.Dabney)和詹姆斯·亨利·桑维尔(James Henley Thornwell),他们的论点是基于一个基督教社会(Christian society)的愿景,这个社会将使得南方让世界羡慕并且与各地的革命者竖敌。他们支持奴隶制的论点并不是基于教会属灵性质(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怎么可能会是这样),而是基于种族主义教条、扭曲圣经和邪恶的文化偏见,这些都玷污了福音。查尔斯·贺智(Charles Hodge)说桑维尔是在用教会属灵性质来掩饰他的错误,他说得很对。将基督同化于文化,是教会属灵性质特别要防范的事情。 

第四,认为由于这种关于奴隶制和种族问题的观点是那些也在谈论“教会属灵性质”的人所持的,所以后一种观点受到牵连,这是“罪恶关联(guilt-by-association)”。人们必须证明该学说实际上是支持种族主义的。然而,很容易辩解的是,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神学设计者认为他们是在执行亚伯拉罕·凯波尔的变革性愿景。事实上,这在凯波尔自己的著作中能找到支持的论点。当南非最大的改革宗机构承认种族隔离是异端时,对种族隔离发展的解释直接与凯波尔运动联系在一起。詹姆斯·布拉特(James Bratt)在他为凯波尔所著的传记中提到,这位荷兰领导人并不赞成新兴的非洲民族主义。不过,他的许多思想都得到了应用:  

南非改革宗教会的主要领袖前往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学习,他们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对塑造非洲人的思想和身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他们放大了凯波尔从杜·托依特(S.J.Du Toit)那里得到的建议,即非洲人在他们的土地上有一个神圣的呼召。他们喜欢凯波尔为人类文化的多元性提供的圣经保证,赋予巴别塔事件以人类历史和相互关系的规范地位。最关键的是,他们将哲学家H.J.斯托克(H. J. Stoker)的“人(德语volk)”加到了上帝所规定的主权“领域”中。这样,浪漫主义社会学和欧洲种族主义就得到了一个正当理由的授权——完全超出了凯波尔给予它们的授权。结果是一个基于种族主义而非宗教信仰的独立组织体系,令人震惊…  

这是对跨种族的改革宗教会和传教士的彻底颠覆,这种颠覆可以一直追溯到多特会议时期(《亚伯拉罕·凯波尔:现代加尔文主义者,基督教民主党人》[Eerdmans,2013],295-96) 

因此,从“两个国度”的角度来看,像达布尼和桑维尔这样的美南长老会信徒以及种族隔离制度的非洲裔设计者们,都是受文化偏见而非圣经的驱使,以及创造“基督教”(“白人”的代名词)文化的愿景。任何关于基督与文化关系的观点都可能被滥用——包括“两个国度”的做法。任何解释基督与文化的观点都有可能被扭曲——包括“两个国度”的方法。如果把我们的传统与社会罪恶的共谋归咎于一个持有特定教义的团体或党派,那会比较容易。但这里的问题是种族主义,纯粹而简单。而且它仍然存在于我们身边。 

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自己回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两个国度”或“教会属灵性质”教义会让人怎么做呢? 

首先,它会引导教会行使其属灵的功用——特别是天国钥匙的事工(以基督的名义敞开和关闭天国)。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宣讲上帝的全部计划,包括他对奴隶制罪的愤怒。基督徒没有违抗上帝命令的自由,祂已经明确命令说,祂恨恶绑架、偷盗和谋杀——这都是现代奴隶贸易和奴隶制赖以兴盛的罪恶。甚至基督徒的家庭也为了白人基督徒的经济利益而彼此分离。这种形式的奴隶制与古代社会主要以债务为基础的契约奴役没有可比性。 

进一步行使天国钥匙的事工,致力于属灵性质教义的教会会对拥有奴隶或参与贩卖奴隶的成员,特别是执事进行惩戒。对于一个拥护其属灵使命的教会来说,这样做是很自然的,就像对待参与连锁妓院的成员和执事一样。在惯例的步骤之后,对不悔改的人的惩戒就会采取开除教籍的形式。达布尼博士在内战后作为牧师和教授继续捍卫奴隶制是个光荣的制度,并受到了高度的尊重。如果教会事实上行使了她的属灵使命,会发生什么? 

其次,在“两个国度”或“属灵性质”教义中,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止教会直接向公民势力宣告她在讲台上向世人宣扬的东西。 

回顾上文信条谨慎的言辞:“除非在特殊事件上,可以向公民政府请愿;或是为满足良心起见,公民政府有所咨询时,可以提出忠告。”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大的“特殊情况”的例子。今天各宗派就各种问题提出郑重的宣言,而这些问题在圣经中并没有涉及,因此应留给基督徒自由。教会没有权力决定公共政策的细节,但她确实有权力——事实上,她有义务——宣告神对公开以及私下的罪的责备。 

第三,教会不仅是神的子民聚集在一起,更是神的子民作为父母、子女、邻居和公民分散到世界上。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美南长老会(PCUS)以我提到的前两种方式履行了其属灵使命,可能会发生什么?会众岂不被神的话语和圣灵塑造为反对这样可怕的邪恶吗?他们不仅在他们的大家庭里,而且在他们的城镇和城市里,难道不会这样做吗?他们难道不会作为忠诚的公民将自己的信念带到投票站吗?有些人甚至会作为法官、议员和将军这样去行。如果牧养出R.L.达布尼的教会异口同声地谴责奴隶制,并有天上所有的属灵权柄在背后支持,会怎么样?他在传教、写作、担任斯通·杰克逊(Stonewall Jackson)的参谋长时,是否还会成为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宗教的捍卫者?  

一些持“属灵性质”观点的美南长老会教徒(如华腓德B.B.Warfield的父亲和祖父)确实基于神学理由反对奴隶制。事实上,他的外祖父作为共和党大会主席,使得亚伯拉罕·林肯再次当选,以反对他的侄子——美国前副总统、南方联盟将军。华腓德本人也认同父亲支持废奴和“两个国度”的观点,并在20世纪初写下了最恳切的融合呼吁。如果教会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在上帝的话语上统一了,会怎么样呢? 

所以,回到哈林克教授的论点,任何肯定“两国论”的人都承认基督是两国之主。即使是通过异教执政者,基督也在全球范围内行使衪的统治权。我们告诉执政和掌权的,不仅教会属于基督,而且最终世界也属于衪,衪不会无限期地容忍这个时代的不公。我们充满信心地对凯撒说话,因为比凯撒更伟大的那一位已经说过。然而向地方行政长官讲话,只能在“非常的情况下”和“卑微的请愿”中进行。无论如何,我们鼓励凯撒捍卫正义,惩罚恶人。不仅如此,我们还宣布了一个人人都当遵守的律法,一个即使是尼禄也能与上帝以及被他们所冒犯的人和解的福音。

如果我们忽略救赎乃是上帝福音的大能,那么把教会的权柄用在耶稣赋予她的使命中,似乎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是受局限和没有果效的。在这个现今邪恶时代的权势与基督的主权之间的大争战中,传道、圣礼的施行和教会的纪律难道无足轻重?或者说,教会正是因为没有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才无力对抗恶者吗?奴隶制、吉姆·克劳法(Jim Crow)、种族隔离、和仍然困扰我们社会的种族主义的历史告诉我们,我们是多么需要国家和教会来履行它们不同的、但又是参战同盟的使命——前者是作为上帝的属世公义的事工,而后者是作为永恒生命的事工。

作者:麦克·霍顿(Michael Horton ),肯·琼斯(Ken Jones)
译者:王贤
校对:Bai ,Julia Liu

麦克·霍顿博士(Dr. Michael S. Horton,又译作荷顿或何顿),加州威敏斯特神学院(Westminster Seminary California)梅钦教席系统神学与护教学教授;全美广播电台White Horse Inn主持人;《现代宗教改革》杂志(Modern Reformation)主编;曾与2001至2004年担任认信福音派联盟(Alliance of Confessing Evangelicals
)主席;他曾于1996年被《今日基督教》杂志评为“五十位四十岁以下福音派领袖”之一;现为北美联合改革宗教会(URCNA)牧师;著作极其丰富。已译作中文的著作有:《基督徒的信仰》(The Christian Faith: A Systematic Theology for Pilgrims on the Way)、《没有基督的基督教》(Christless Christianity: The Alternative Gospel of the American Church)、《应许的神》(God of Promise: Introducing Covenant Theology)等。

肯·琼斯(Ken Jones)牧师是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格伦代尔差传浸信会的牧师,也是“白马驿站”(White Horse Inn)的联合主持人。

英文原文:https://whitehorseinn.org/resource-library/articles/two-kingdoms-and-sla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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