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有些人可能去過美國的一些地方（如賓夕法尼亞州的蘭卡斯特），並在那裡看到一個長滿鬍鬚，穿著樸素，在路上駕駛馬車的男人——可能他身後還有著幾輛汽車在緩慢行駛。他可能駛向一個還用馬拖犁來耕地的農場去，並住在那邊連電力都沒有的農房裡。這種阿米甚或門諾會的人追求一種簡樸且與世隔絕的生活，致力於和諧與謙遜。這種生活在我們看來可能在很多層面上是高貴的，鼓舞人心的。
這樣的虔誠人與萊頓的約翰（John of Leiden）看似截然相反，約翰於1535年在德國城市明斯特將自己封為新耶路撒冷的君王。在先知性教導的影響下，他與他那殘暴的“末日派”信徒佔領了城市，並處決了反對者們。但就在幾個月之後，這個城市被重新取代，萊頓的約翰和他的支持者們也被相繼打倒。
儘管門諾會信徒與萊頓的約翰之間存在著極大的差異，但從歷史的角度來說，二者都曾被歸納在常見的十六世紀“重洗派”標籤下（今日的歷史學家們常常會稱之為“激進改教派”）。那時主流的——在規模上更加龐大的——十六世紀信仰運動則毋庸置疑屬於路德宗，加爾文宗，與更新的羅馬天主教。儘管大部分的“重洗派”團體人數稀少，然而他們對彼時的信仰卻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對羅馬天主教來說，他們代表著改教運動中富有破壞性與不穩定的產物。而路德宗與加爾文宗則嘗試表明自己與重洗派是完全不同的。
毫無疑問，“重洗派”這個稱呼是他們的反對者所賦予的，意思為“重新受洗”。儘管這些團體拒絕嬰兒洗禮並教導基督徒只能在成為信徒之後受洗，他們卻同樣的拒絕了這個稱呼，強調他們並沒有重新給任何人施洗；反而解釋道他們是第一次正確的給他人施行洗禮。雖然這個稱呼本身只展示了他們教導中的一個方面，但是他們的敵人卻故意選擇這個稱呼，因著“優士丁尼法典”（古代的著名法典）曾聲明過重新施洗任何人屬於可判死刑的重罪。並且這份法典仍在當時的一些歐洲地區有效，這樣“重洗派”的稱呼就清楚的表明了該運動的跟隨者確實屬於危險的罪犯。因此，大量重洗派信徒因著他們的信仰而遭受處決。從那之後，學習十六世紀歷史的學生們開始對這個稱呼與其覆蓋的運動產生了疑惑。
今日，大部分的歷史學家們都拒絕“重洗派”這個稱呼並將其取代為“激進改教派”，一種來自哈佛歷史學家喬治·洪特頓·威廉斯（George Huntson Williams）的提議。威廉斯提到自己的這種稱呼不會帶有任何負面的暗示，同時也正面地包含了許多拒絕中世紀羅馬天主教並且極端的不同團體。雖然這種稱呼曾被批判為或許太過政治化，同時也可能貶低了路德和加爾文是不極端的，但是沒有被大多數認同的更好選項了。
這種對於稱呼的討論提醒了我們稱呼與分類對於認識現實而言是異常重要的。所有被歸納在“重洗派”或“激進改教派”稱呼下的團體的確是在某些方面上拒絕了對於教會，文化，基督，與上帝認識上的古老，大公的共識，但是這些團體也確實彼此之間存在著許多不同，所以將他們都歸在一個稱呼之下可能會產生更多的誤解。明確的一點則是改教運動打破了中世紀教會對歐洲地區一切宗教的管轄，從而不同的宗教性運被允許存活與發展。
有關改教運動的經典歷史作品——如来自卡洛斯.艾爾（Carlos MN Eire)的新研究，宗教改革：自1450-1650的近代世界（Reformations: The Early World, 1450-1650）——分析了許多被歸納在“激進改教派”名下的不同個體與團體。一些領袖受過良好的教育也對聖經保持着嚴謹的态度，而另一些則缺乏良好的教育，屬於靈恩派人物。一些強調基督徒生活的公共層面，另一些則傾向個人主義與神秘主義。我們將會簡短地來看看其中最有影響力的三個團體之後的背景故事與特點。
末日派革命者
激進改教派旗下的一條分支被稱為是“末日派”。對他們而言，世界末日很快將要降臨，同時啟示錄則稱成為了他們眼中異象的啟蒙。他們堅信，世界的末了將藉著聖靈啟示的人們來殘暴地開啟。早期的一位末日派人物則是托馬斯·閔采爾（Thomas Müntzer），他聲稱自己是聖靈的發言人並且在1520年左右的農民起義中表現積極。閔采爾表示自己因過於被聖靈充滿從而可以藉著使用自己的袖子來為他的跟隨者們擋下子彈。作為聖靈的發言人，他對依靠聖經的看法表示不屑一顧，並說道“聖經就是泡沫，就是巴別”。路德回應道，“他認為自己將聖靈完全的吞入腹中了”。
之後，在相似的末日派運動中，梅爾基奧爾·霍夫曼（Melchior Hoffman）以聖經導師與聖靈發言人的身份變成了中心人物，他預言斯特拉斯堡將會成為新耶路撒冷。然而他的一些跟隨者們則在1534年佔領了明斯特並開始在那裡建立起瞭如新耶路撒冷一樣的神權政治，唯有重新受洗過的信徒們才可以待在城市內。來自尼德蘭的簡.馬蒂斯（Jan Matthijs）領導著這個運動直到他在1535年的四月份被殺為止，之後便由萊頓的約翰代替了他。私有財產被視為違法，並同時引入了多配偶制。約翰稱自己為君王與彌賽亞並將其告知了在明斯特的人們，
“如同大衛王一樣，謙卑的牧羊人，被先知所膏，在上帝的命令下，成為以色列的君王。上帝经常如此行；並且任何人抵擋上帝的旨意就是在招致上帝的憤怒在他身上。現在我被賦予了超越地上所有國家的能力，而且有權力對邪惡人的混亂使用刀劍，為了保護義人。因此，城內的一切人都要遠離沾染上罪惡或是抵抗上帝的旨意，不然他將會立刻被刀劍所殺死。”
當有人當下反對他的宣告時，他回復道：
“你們應感到羞恥，因你們的發言反對了天父的命令！儘管你們聚集起來反對我，我仍會繼續統治，並且統治不止你們在這座城裡面的人們還有整個世界，因這是父的旨意；同時我現在開始的國度將永遠長存並且不會倒下。1”
作為回應，這個神權政治的國度遭到了羅馬天主教聯合抗羅宗的武力反擊，最終城市在1535年的六月解體。萊頓的約翰被抓走，折磨數月，最終被殘忍的處決，他的身體被火熱的鉗子撕裂。隨後他的屍體被公開地放在市中心一家教堂塔高高懸起的籠子裡面，直到屍體腐爛。這個籠子如今仍懸掛在明斯特城內的塔上。
這個暴力，神權政治式運動的一系列行為奠定了之後幾乎一切十六世紀歐洲人對於“重洗派”的態度。比如，在比利時信條第三十六章裡提到，“因此我們譴責重洗派和其他無政府主義者，並一切反對在上掌權的和政府官員、顛倒公義、混亂規矩，攪擾上帝在世人中間所設立的良好秩序的人。”對於重洗派下意識的反感體現在旗下的暴力與非暴力團體上。
十六世紀批評者們所關心的不只是其中暴力的團體。重洗派對於基督徒參與社會平常生活的反對威脅到了整體基督徒文化的穩定。後來，亞伯拉罕.凱博爾（Abraham Kuyper）在他的作品裡提到了這種擔憂：“當祂[耶穌]來到世上時，這位君王並沒有如此推翻人類社會。祂沒有做歷史上重洗派們要做的事情，即引入一種全新的社會生活方式。2 ”
反三一論派
在激進改教派裡面，反三一論者們則來自另一個運動。他們经常被稱為是“福音派理性主義者們”，而這看似是一個非常不貼切的稱呼，考慮到他們並沒有在接受路德所恢復的福音這一層面上作為福音派。他們也不是理性主義者，而是自稱接受聖經為他們的權威。然而他們也確實教導關於三位一體和傳統基督論的教義是不合理性的，從而在某些層面上他們可以被看作是原始理性主義者們。這些反三一論者們辯論到三位一體和基督的神性屬於羅馬天主教的傳統，因此應該如稱義的教義一樣屈服在聖經的判決之下。這裡我們看到的並不是重洗派對於文化的反對，而是對於古老的，大公的，有關上帝與基督的拒絕。主流的改教家們則是理所當然的反駁道無論在任何符合聖經的標準下來看，三位一體和基督的神性都是明確被聖經所教導的。
邁克爾·塞爾維特（Michael Servetus 1511-1553）成為了早期最為明顯的反三一論者之一。他在西班牙受教成為外科醫生，後在1530年左右因拒絕耶穌的神性而被知道。這個異端是最為嚴重的。塞爾維特曾被羅馬天主教的權威定為死罪，可他後來卻設法逃離了抓捕。約翰.加爾文曾在1530年與1540年左右多次嘗試說服塞爾維特有關他的謬誤，但塞爾維特卻堅持自己的教導。在1553年早期，塞爾維特發布了另一本有關他自己反三一論的辯護，名為“基督教復原要義”（Restitution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這個標題則是對加爾文與他的“基督教要義”的明顯攻擊。加爾文警告過塞爾維特遠離日內瓦，然而塞爾維特卻故意在1553年的八月份前往此處給加爾文搗亂。之後他被逮捕，宣判，並最終於十月份被公開處刑。
更為有影響力的則是利里奧.蘇西尼（Lelio Socinus 1525-1562）和他的侄子福斯圖斯.蘇西尼（Faustus Socinus 1539-1604），也就是後來成為主要的反三一論推崇者的那一位。利里奧，一位意大利法學家，很明顯被塞爾維特的死所影響到了。在1579年，他移居到波蘭，在那裡他成為了一位當地的反三一論群體的領袖，這個團體最初在波蘭的加爾文宗教會內成立，但於1565之前分離出去並在一段時間里以“波蘭小改革宗教會”自居。（這些波蘭獨一神信徒們對於改革宗一詞的使用並沒有幫助他們在任何層面成為真正的改革宗。）
作為一名富有天賦的神學家，福斯圖斯.蘇西尼成功地聯合了他在波蘭的跟隨者們並一同承認耶穌僅僅是人，基督徒生活是要追隨登山寶訓的教導，並且耶穌的死不是代贖性的赦罪而是愛的道德模範。在克拉科夫城市內，他建立了一個中心並在那裡于1605年發布了一套概括他們教導的要理問答。羅馬天主教在波蘭藉著當地耶穌會的複蘇導致了1660年波蘭對蘇西尼主義者們的驅逐。
安靜的避世派
然而在激進改教派內部還存在一條分支，由一些認為基督教本質屬於道德性質的人們領導，從而洗禮相比於恩典的來源而言，則是被看作为關於順服的執行。他們想要徹底離開一切有關與政府的合作——基督教不是向世界妥協，而是作為義的社群離開世界去追求簡樸的，平靜的生活。
邁克爾.薩特勒（Michael Sattler）是這種重洗派信徒的早期模版。他曾是羅馬天主教的修道士後來成為了重洗派信徒並一直在不同地區持續逃離。在1527年，他主持了一場重洗派會議並編織了概括他們信仰的“士萊泰姆信仰告白”（Schleitheim Confession）。這成為了重洗派信仰的基本聲明，呼籲將洗禮僅施行在追求聖潔生活的信徒身上（這包含遠離世俗，特別是遠離和軍隊有關的服務以及起誓）。同時也要求重洗派會眾施行有關驅逐的懲戒。同年在他寫完信仰告白之後，他被逮捕並被粗暴地折磨與處決。
門諾·西蒙斯（Menno Simons 1496-1561）最終成為了極端人士中最為有名的。他來自尼德蘭北部的弗里斯蘭省，曾成為了祭司，但在閱讀路德的作品後接受了宗教改革。如同閔采爾釀造的悲劇一般，他在另一方面變為了極端，他的信仰轉變為一種認為基督教是由敬虔的信徒們組成的，他們需要拒絕中世紀將聖禮看為蒙恩管道的看法並遠避傳統上與政府的合作。在1539年，他將自己信仰的概括記錄在一本名為“有關基礎教義或者基督教教義根基的書”（Book of Fundamentals or Foundation of Christian Doctrine）的作品裡。他的跟隨者們拒絕在軍隊裡服務，起誓，甚至參與任何的社會職位。他們組織著有紀律性且追求聖潔，謙卑生活的基督徒會眾們。
1535年，門諾在萊頓的約翰得到權力之前轉變為重洗派信徒，並完全拒絕約翰。在約翰生前，門諾撰寫了“萊頓的約翰的褻瀆”，在其中清楚的提到了他們之間的不同：“因此一切的假教師們都忘記了上帝連接他們的聖約，就好像，哦上帝呀，很多人現在完全忘記了他們在什麼上面受洗的，即十字架，同時會推薦對於刀劍的使用。3 ”。此外，他繼續寫道：“在那將自己看為實現了大衛應許的人之外，沒有更加惡毒的敵基督了。按照聖經多次的見證，這位實現大衛應許的就是基督4 ”。然而，門諾同樣認為末日之前的時間已經很少了：
“唉，是時候清醒了！要記住啟示錄的天使曾藉著創造天地的永生神起誓說，現在快沒時間了。雖然從聖經裡我們無法確定，但現在是一年裡的最後節期了，最後對於福音的宣講了，最後對於前往羔羊婚禮的邀請了，所以應當在主那大而可怕的日子來臨之前慶祝，宣告，並且潔淨自己5 ”。
他相信真正的轉變是一種義的，分離的生活，“我們最先教導的就是耶穌作為從天上來的老師所教導的，至高者的嘴與話語所教導的（約3:2），也就是現在是恩典的時候，一個從我們罪惡的夢中甦醒過來的時候，並且有著一顆正直，轉變，更新，哀痛，與悔改的心的時刻6 ”。對於反對者在洗禮與教會的看法上他寫道：
“誠實地說，我不知道更惡的異端要怎樣被發明出來了，儘管這些可憐的人們殘忍地對我們哭喊道，異端！異端！淹死他們，殺掉他們，並且燒死他們！他們如此說僅僅是因為我們根據耶穌基督的聖潔福音，在完美無瑕的教會裡教導信仰告白上有關新生命，洗禮，與聖餐的教義7 ”。
具體來說，他教導人必須作為信徒接受洗禮才能得救：
“此外我們已經證明了一切來自世界的論據是多麼的脆弱，無用，並沒有根據，就是那些為嬰兒施洗辯護的論據，從而在前面提到的這些輕視上帝的人們就可以知道他們並沒有按照我們親愛的主耶穌基督的福音命令施洗。這樣，他們就不是遵循神聖話語的人們，而且若他們不遵循那有著應許的話語（我是在指那些可以自己分辨事情的人們），那麼他們就不能繼承或得到那應許，只要他們不相信上帝的話語並不在一切層面上遵守祂的命令。讓所有人都來仔細思考並拯救他的靈魂吧；因為我們的神乃是烈火8 ”。
門諾在他生命剩下的大部分時間內都在尼德蘭並德國西北部進行教導和撰寫。在後來的日子裡，他也被自己所屬運動內關於聖潔教會應當在什麼程度上來懲戒會眾的紛爭中所攪擾，並在1561年病死。他的運動——門諾會運動——仍在持續，作為激進改教派中最為龐大與有影響力的團體。
今日，有些人在回顧激進改教派（特別是安靜的避世派）時會視他們為現代教會的祖先。對於宗教強迫的結束在西方已為廣為接受的事實，而有關政府與教會的分離和教會成員制的自願屬性也成為了在美國普遍的看法。但說這些現代社會的發展是源自於重洗派的教導則是不那麼精確的。
一些歷史學家們將今日浸信會運動的開始看作是受到了重洗派的影響。另一些人（也就是我所同意的那些人）則辯論到雖然在對嬰兒洗禮的拒絕上二者有所相同，但在其他的地方則幾乎沒有任何相似之處。今日的浸信會運動事實上是源自元十七世紀的英格蘭加爾文宗團體，與認同嬰兒洗禮的加爾文主義者們共享著有關教會論與救恩論的共同看法，甚至在信徒與文化的領域都有著一樣的見解。
說激進改教派是為現代基督教鋪路，倒不如更好的將其看為是一種在對於中世紀的反對中出現的新聲音與對改教的呼籲。我們用“宗教改革”這個標籤來描述由路德在十六世紀所帶領的偉大宗教事件。而在中世紀期間，不同的運動都在追尋他們口中的“教會中生活的改革”。有些待在了教會內部，例如強調淨化苦修生活中道德層面的新修道運動；另一些則離開了教會並且更極端的拒絕了被接納的基督教。特別要提到兩個與十六世紀重洗派有著相似之處的團體。在十三世紀裡，“卡特里派” （Cathari，也被叫做“阿爾比派”Albigensians）就有著強調末日的屬性並在當時暴力地抗拒教會。相反，在十二世紀末，“韋而多教派”（Waldensians）嘗試與教會合作，但最終被迫遠離並切斷和教會的聯繫，為著追尋他們信仰中的簡樸生活。
在這個慶祝路德改教的年份裡，我們需要問自己到底應該如何去看待那些激進改教派與宗教改革的關係。改教家們，如路德和加爾文，相信教會需要被上帝的話改革，而不是從不存在的狀態裡起死回生或是重生。他們不是革命家，而是在追求改善的同時認同與古老教會產生連續的支持者們。
宗教改革主要是一個神學運動，嘗試去改革教會內部的教導。這種改革毋庸置疑會對基督徒的生活產生深遠的影響，而聖經中教導有關基督的救贖工作則是真正的中心。相反的，重洗派信徒，如同中世紀的教會一般，主要是注重於基督教的道德層面。他們之中不乏真誠，勇敢，自我犧牲的人們，但是改教家們對於聖經的理解則是更加正確且深刻的。今日的教會需要被改教家們啟發並跟隨他們，而不是重洗派們。
- Cited in Norman Cohn, 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 Revolutionary Millenarians and Mystical Anarchists of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1), 296.
- Abraham Kuyper, Pro Rege: Living under Christ’s Kingship, vol. 1 (Bellingham, WA: Lexham Press, 2016), 400.
- Menno Simons, The Complete Writings (Harrisonburg, VA: Herald Press, 1984), 33f.
- Simons, 37.
- Simons, “Foundation of Christian Doctrine,” 109.
- Simons, 108.
- Simons, “Christian Baptism,” 232.
- Simons, 235.
作者介紹：葛福瑞博士（W. Robert Godfrey）是埃斯康迪多的加州威敏斯特神學院的名譽院長和教會歷史教授。
譯者：王童蛟
英文原文：Anabaptism – Modern Re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