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独荣耀归上帝」（Soli Deo gloria）是宗教改革运动生出的一句格言，巴赫每一部作品中都用到这句话。他在每一份手稿的最后印上这句话的首字母SDG，来宣告唯有上帝配得一切尊贵与荣耀，因他的创造与救赎大工是如此奇妙。在十六世纪关于救恩的争论的核心则是恩典的问题。

人对恩典的需求是不争的事实，这并不是问题所在。问题是这个需求的范围到底有多大。教会已经宣判伯拉纠为异端，他教导虽然恩典可以促成救恩，但本身不是绝对必需的。所以，半伯拉纠主义就一直教导「若无恩典便无救恩」这个看起来很安全的论调。但是，半伯拉纠主义和亚米念主义的救恩论中所提及的恩典，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恩典。他们所说的恩典只不过是一个使救恩成为可能的恩典，而不是使救恩确实发生的恩典。

在撒种的比喻里，我们看到是上帝自己采取主动把救恩带来。他是撒种的人。所撒的种是他的种子，就是他的道，所得的收成是他的收成。他所得的收成是他在一开始就定意要得的收成。上帝不会让自己的收成取决于路旁多变的荆棘或石头。是上帝，也唯独是上帝能来确定他的道是否落在好土里。在解释这个比喻时，容易犯一个关键性的错误，把好土假定为堕落的罪人的好的倾向，这些罪人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积极地回应了上帝的先在恩典。传统改革宗对好土的理解却是这样：如果一块土对上帝所撒的种子接受的很快，乃是上帝预备这块土，为叫他的种子发芽。

在实际层面上，所有半伯拉纠主义者或亚米念主义者所不得不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这样：为何我选择相信福音、委身于基督时，我的邻舍也听到了同样的福音，却选择拒绝呢？这个问题有很多种回答方式。我们可以推测一个人选择积极回应福音和基督，而另一个人却拒绝的原因，是因为积极回应的那个人比另一个人更智慧。如果是这样，上帝仍旧是救恩的最终供应者，因为智慧乃是他的恩赐，而上帝没有把同样的智慧赐给那个拒绝福音的邻舍。但是这整个解释显然是很荒唐。

我们一定会考虑到另一种可能性：一个人积极回应福音是因为他比拒绝福音的人更是个好人。也就是说，做出正确的、好的决定的人如此做，是因为他比他的邻舍更义。如果是这样的话，肉体就不是对某些事有益，而是对所有事都有益了。而这正是大部分福音派基督徒所持的观点，即他们自己得救而其他人没有是因为他们对上帝的恩典做了正确的回应，而其他人做了错误的回应。

这里相对错误回应所谈的正确回应，还可以称为好的回应，而不是坏的回应。如果我之所以在上帝的国里有份，是因为我做出过好的回应而不是坏的回应的话，我就是在自夸对上帝恩典的回应所产生的美德。我从未见过一个亚米念主义者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我信主是因为我比我的邻舍更好」这样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不愿这么说。但是，虽然他们拒绝这种暗含的意思，半伯拉纠主义的逻辑却需要得出这个结论。因为如果在最后审判时，我是基督徒而某些人不是的原因，确实在于对上帝救恩的邀请是否做出正确回应的话，因着不可抗拒的逻辑，我就确实做了一个好的回应，而我的邻舍却做了一个坏的回应。

而改革宗神学教导，信徒的确做出了正确的回应，而非信徒做了错误的回应。但是信徒之所以做出正确的回应，是因为上帝在他至高主权的拣选里改变了蒙拣选之人心中的倾向，以至于产生了好的回应。因此我不能从我对基督所做的回应中得到任何的赞扬。上帝不仅开始了我的救恩，他不仅撒了种，而且他也藉着圣灵的能力重生我，好确保那种子在我心中发芽成长。若要那种子扎根并且茂盛结实，重生是必需的条件。这就是为何改革宗神学的核心里，有一公理被广为传颂：重生先于信心。正是这一原则，正是这一救恩的次序，是所有半伯拉纠主义者所反对的。他们抱持一个观念，在他们灵性死亡的堕落光景中，他们也可以操练信心而带来重生。在他们的观点中，他们是在圣灵改变他们灵魂倾向之前就对福音做出了回应，并带给他们信心。当这发生时，上帝的荣耀就被他们抢占了。没有一个半伯拉纠主义者曾经真心说过：「唯独荣耀归上帝」。对于半伯拉纠主义者来说，上帝的确是满有恩典的，但除了上帝的恩典之外，我对其恩典的回应工作才是绝对最重要的。这样的恩典不是有效的。这样的恩典，在最后审判时，并不是真救恩的恩典。事实上，救恩从始至终都是主所做成的。是的，我必须相信。是的，我必须回应。是的，我必须接受基督。但是对我来说，真心地说出「是的」之前，我的心必须先被圣灵上帝的至高而有效的主权权能所改变。

唯独荣耀归上帝 Soli Deo gl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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