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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一课 背景介绍

《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一课 背景介绍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把我们招聚在一起来学习《海德堡要理问答》,你在历史中兴起的你的百姓你的教会一起来思考你的话语,并且把他们思考的结论记录下来,供给我们来使用,我们为着你这样的恩典而感谢。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来学习、来认识、来尊重你在历史中为我们存留的这些属灵的遗产,求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的学习,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一课是简介。在这课程之前,我要各位去读一下这个简介。那里面是我想要表达的基本上最重要的一些东西,但是在今天我打算跟大家更丰富地,把这个故事讲出来。短短三页的简介没有办法把这个故事讲的完整。你要真的想要明白整个宗教改革的大的背景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为什么这份文件对于改革宗教会这么重要,你需要去了解真正更多的东西。今天第一课我们来简单介绍下。

在谈这个要理问答之前,我们需要说几个说在前面的话(prolegomena,序言),在我们谈一个事情之前谈的一些东西。

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谈的是什么是教义。今天很多教会或者是基督徒会很质疑这个概念,他们会说我们不要任何的教义,我们没有任何的教义。但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也就是圣经本身孕育着教义,教义是我们对圣经的教导的总结,我们相信圣经在告诉我们一些事情,首先,最简单的,有一个上帝。当你宣告说我相信有一位上帝存在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教义,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有神论者而不是无神论者的教义。当你宣告耶稣基督是上帝的时候,那你就涉及到了基督论的教义。教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只要是读圣经,就一定会有教义。

第二件事情,我们要讨论认信的问题。我们的教义不一定是符合圣经的,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讨论认信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我们所宣告的信仰与圣经里面所蕴含的信仰是相符合的?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上帝在历史上建立他的教会,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教会从始至终所宣告的信仰是什么。认信的概念就是我们用口宣告承认,不单单是心里面相信,而是宣告出来的、公开出来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比如最早在教会初期有上帝论与基督论这些信仰的宣告,比如像《尼西亚信经》,是尼西亚大会当时东部与西部所有的神学家聚集起来,讨论我们所信仰的这位上帝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就总结出来三位一体的教义。当我们去宣告《尼西亚信经》的时候,当我们用这些已经总结出来的词去宣告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一个认信的状态中(Status Confessionis)。在宣告的状态中,我们与历史上的有同样信仰的基督徒们教会们联合起来,这个也是圣徒相通广泛上的一个意思。另外,认信的文件是教会公开书写出来的,这不是一个个人的事情,这是一个教会集体的事情、教会公开的事情。《海德堡要理问答》(Heidelberg Catechism)就是这样的一份文件,这不是某一个人的灵修作品,这是教会作为一个集体公开宣告她的信仰是什么并且写下来的一个文件。而在宗教改革的历史当中,这份《海德堡要理问答》几乎是认可度最高的一份文件。比这份文件认可度更高的是《奥克斯堡信条》(Augsburg Confession),奥克斯堡信徒是被认可度最高的,但是《海德堡要理问答》是改革宗教会认可度最高的一份文件,我们后面会具体的谈。

什么是要理问答?在简介部分你们看到有一部分介绍了一下要理问答的定义,我把这个部分提到前面来。什么是要理问答?首先要理问答是一份教导的工具,也就是说当你教导你的孩子关于基督教的信仰的时候,你会使用一些文本,要理问答是这样的一些文本。另外,这个要理问答这种文本主要是针对初信者与儿童的,当然也有针对成人的,但是《海德堡要理问答》是特别针对初信者与儿童的 。你不要把它想象成一份非常高深莫测的这种神学的作品,它的用处不在于神学辩论。什么是要理问答?在简介中你们看见了有一部分我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要理问答的定义,我把这个部分提到前面来。要理问答是一份教导的工具,当你教导你的孩子关于基督教信仰的时候,你会使用这些文本,要理问答是这样的一种文本;另外要理问答主要是针对初信者的与儿童的,当然也有针对成人的。但是《海德堡要理问答》是特别针对初信者与儿童的,你不要把它想象成一份非常高深莫测的这种神学的作品,它的用处不在于神学辩论,所以它没有很精准的或者是很严谨的议论,而是直接给出很简单的便于帮助记忆的回答。另外,要理问答之所以成为问答,是因为它是用口头的形式来进行的,所以有一问有一答,就是老师提问,然后学生来回答。要理问答这个概念是源自圣经的,Catechism(或catechize)这个词最开始是从希腊文来的。希腊文的动词就是κατηχίζειν,翻译成中文就是教导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教导的意思,把这个教导用文本的形式拿出来就是catechismos,正在用这种方式学习基督教信仰的文本叫做catechumen,中文就是初信徒,他们正在用这种要理问答的方式来学习基督教新约的这些人。

我们现在正式进入《海德堡要理问答》的介绍。在这个介绍当中,最大的一部分我们是讨论历史背景,然后我们会简单介绍一下这份要理问答的作者,神学特性,结构,以及最后的使用方法与它的适应性。我们会花很多时间来讨论历史背景,这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部分。我是对历史很感兴趣的,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枝节的东西,但是我宁愿把它呈现给你们,而不愿意把他们砍掉。当然这不是一个好的老师的做法,好的老师会把不需要的一些东西给砍掉,就是你们就不需要把没一个事情都记住。让大家去了解这个过程,每一个东西我包括进来的都会是比较有意思的。

首先,我们要回到十六世纪的欧洲。十六世纪的欧洲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期,它刚开始脱离了漫长的中世纪的黑暗时期,然后进入到文艺复兴,然后进入到宗教改革。在欧洲有这样几股势力。一个是神圣罗马帝国,看看这个用红色的线勾勒出来的这些五颜六色的地方,这些就是神圣罗马帝国,也就是今天大部分的德国;然后有法国(法兰西王国),在旁边用粉色的;然后有英国,包括了今天的爱尔兰与英国;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西班牙王国。这是几个政治上的势力。

《海德堡要理问答》是发生在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里面。神圣罗马帝国在当时写作《海德堡要理问答》的地方叫普法尔茨(Electoral Palatinate),是这样一小块领土,在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大概是这样。这边是瑞士,它是独立的城邦,不过它也在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之内。从宗教改革开始讲,我们都知道马丁·路德在1517年10月31日(这个日期作为宗教改革的子孙们都要铭记于心,10月31日是宗教改革纪念日),也就是501年前,马丁·路德在维滕堡教堂大门上钉了《九十五条论纲》,反对赎罪券的使用,开启了宗教改革运动。

在早期宗教改革当中几个重要的时间。一个是1517年的《九十五条论纲》反对赎罪券,这个是开始。1520年的时候,教皇发出了最后通牒给路德,叫他撤销他的教导,路德直接把教皇的那封信直接烧掉了来宣告他这个最终要脱离教皇的统治。但是接下来1521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叫沃尔姆斯帝国会议(The Diet of Worms 1521),在这场帝国会议上路德是当着皇帝的面,也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当时是查理五世(Charles V),他在他的面前辩护,但是最终查理五世判他为异端。当时开会之前,查理五世保证不会伤害路德,所以他才会去。然后在那场会议还未结束的时候,路德就被萨克森的选侯腓特烈三世(Frederick III, Elector of Saxony)偷偷地把他掳走了,他被绑架走了,但是为了保护他把他绑架走了。然后时间快进到了30年,另外一次帝国会议叫奥格斯堡帝国会议上(Diet of Augsburg),这次会议路德本人没有参加,但这次会议的召开主要是因为查理五世他面对很多军事上的压力,他希望统一在德国这些诸侯,把他们的军事力量统一起来来抵抗奥匈帝国。所以他召开这次会议,那在这次会议上墨兰顿(或译梅兰希顿,Philip Melanchthon),这是路德的二把手,他代表了整个的宗教改革派写了一份非常重要的信条,叫《奥格斯堡信条》(Augsburg Confession),也就是我之前说的在整个宗教改革运动里面认可度最高的一份信条。

1530年,当然在那次会议上除了代表路德宗代表维腾堡的这个《奥格斯堡信条》之外,在瑞士有四个城邦联合起来以这个马丁·布策(Martin Bucer)和这个德国的沃尔夫冈· 卡皮托(Wolfgang Capito)他们两个写作了另外一份代表瑞士的改革宗一方的信条,叫《四城信条》(Tetrapolitan Confession),四座城邦联合起来的信条,也是递交给了皇帝,但是他们那个信条最终没有被皇帝承认,所以就不了了之了。那接下来到了帝国会议结束之后,1531年的时候,他们这份奥格斯堡信条被皇帝当时拒绝掉了,所以这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军事上的冲突,他们会面临这种危险,所以他们在这个萨克森选侯约翰·腓特烈(John Frederick I, Elector of Saxony)和黑森领主腓力一世(Philip I, Landgrave of Hesse)他们两个的带头之下,这些跟随宗教改革的这些诸侯们,他们就组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抵抗联盟,这个抵抗联盟叫施马尔卡尔登军事联盟(Schmalkaldic League),互相来彼此保护他们的领土。那这件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宗教改革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强压下能够继续的进行,那所以这个当时查理五世在跟施马尔卡尔登军事联盟有这样的军事上的抗衡,当时施马尔卡尔登军事联盟不断吸纳跟随宗教改革的这些领主这些诸侯们,那当时在法普尔茨地区的选候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 Elector Palatine),也就是写作《海德堡要理问答》时期,腓特烈三世(Frederick III, Elector Palatine)的前两代的这位选侯,他当时是跟随了宗教改革,所以加入了施马尔卡尔登军事联盟。

那你要想信仰上这种的不同,我们今天觉得好像你去加人路德宗,你去加人改革宗,其实感觉没有那么的严重,没有那么严重的后果,但是这是在16世纪。在16世纪的时候人们还生活在一个基督王国(Christendom)的这个世界里面,所以在这个基督王国的世界里面,宗教跟政治是绑定在一起的。查理五世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他需要维持他的领土的稳定,所以查理五世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其实如果我们抛开反对宗教改革的这样一个态度来看这个人的话,查理五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皇帝,他在政治上,在军事上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他的大本营是在西班牙,那他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就是:“我对上帝说西班牙语,我对女人说意大利语,我对男人说法语。”然后他说:“我对动物说德语。”所以,查理五世是一个非常讨厌他所统治这个德语区的神圣罗马帝国。但是在他的统治的过程中神圣罗马帝国领土达到了最大,并且他缔造了所谓的第一个欧洲的日不落帝国,也就是西班牙日不落帝国。他在军事上在政治上是一个风云人物,当时他的死对头是法国和这个奥尔曼土耳其帝国。这也是导致他为什么一直没有完全能够把宗教改革这团烈火扑灭的原因,因为他政治上在军事上有太多太多分心的地方,他一方面要跟法国打,一方面要跟奥尔曼帝国打,所以他一直没有完全百分之百的投入到德语区的这些的宗教改革的这些人当中。施马尔卡尔登联盟也保证了宗教改革能够继续,但是到了1547年的时候,你知道路德是哪年去世的?1546年。加尔文是哪年去世的?1564年。所以把这个数字颠倒下你就能记住了。1546年路德去世,在这一年又有一件比路德去世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查理五世跟法国国王讲和了,我们不要打了,我们打来打去也没意思。所以他们讲和了之后,查理五世就开始把他的重心转回到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这些,他就集中精力攻打施马尔卡尔登军事联盟,并且获胜。

失去路德的施马尔卡登联盟本身内部也产生了一些裂痕,再加上查理五世的精力完全集中在这里,所以他把宗教改革刚刚建立起来几十年的根基基本上都打垮了。当时很多改教家纷纷逃亡到其他地方,像马丁·布泽(Martin Bucer)就逃到了英国。当时很多人逃到英国,正好赶上当时英国新王爱德华六世(Edward VI of England)九岁登基,他为这些宗教改革家们提供了暂时的庇护所,虽然他没有坚持多久,但也十分重要。这场施马尔卡尔登战争也间接地开启了英国的宗教改革运动。

战争结束之后,查理五世颁布了《奥格斯堡合约》(Peace of Augsburg),敦促所有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国家恢复天主教的圣礼,恢复化质说,否认因信称义的教义。似乎宗教改革要结束的时候,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刚刚跟查理五世讲和的法国国王更新换代了。原来的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I of France)死了,他的儿子亨利二世(Henry II of France)登基。1547年登基之后,他就与这些被打退的德国诸侯们签订了一个条约。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为什么呢?你知道法国的国王都是非常坚定的天主教徒,亨利二世也是非常坚定的天主教徒,他在法国境内逼迫宗教改革。但是,他却与德国的宗教改革诸侯签订了《尚博尔条约》(Treaty of Chambord,1552)。为什么?首先,政治上的联盟往往与宗教信仰没有太大关系。天主教国家可以和新教国家联合一起打另外一个天主教国家。不要觉得在政教合一的状况下,好像所有政治家们做出的决定是基于他们的宗教信仰,这不一定。在接下来三十年战争中,现在历史学家发现其实很多战争并不是出于宗教信仰,而是出于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利益。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亨利二世的成长背景。先前查理五世曾经一度把他的父亲关押起来,打仗的时候把他父亲抓住了,为了把他父亲换出来,他被当作人质关押在西班牙,所以他非常讨厌查理五世,恨透他了。等他登基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他父亲和他自己报仇。他也看到德国的诸侯们也需要一个外在的军事联盟,就与他们达成了一致,来共同反对查理五世。这时候的查理五世已经年老了,一辈子打了这么多仗,已经没有兴趣再继续打仗了,这也导致了一些心理上的变化。他在一次战役中,拍了六万的兵和亨利二世去打,结果他大败,损失了四万兵力。后来打完那场仗查理五世就生病了,生病之后就退位了,退位后他就把他的国度分给了他的儿子和弟弟:西班牙分给了腓力二世(Philip II of Spain),神圣罗马帝国分给了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I, Holy Roman Emperor)。在神圣罗马帝国,宗教改革这股力量又被存留下来了,没有完全被镇压住。

这场战役后他们就在奥格斯堡签订了《奥格斯堡合约》(1555年),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破天荒地出现了政教分离的原则。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转折,在每个领主统治的范围内,领主可以按照定这片领土的信仰,这是教从君定(教从国定)的原则。查理五世一辈子的梦想都是保护这个基督王国不受侵害,他这辈子梦想就是把天主教巩固为神圣罗马帝国唯一的宗教,但是在他一生的末了,他发现他没法坚持这个原则,他放弃了。他当时在神圣罗马帝国只承认两个合法的宗教,一个是罗马天主教(“Old Religion”),另一个是《奥格斯堡信条》(Augsburg Confession)。如果你想在帝国范围内合法的话,你只能选择两个。所有跟随宗教改革运动的人都选择《奥格斯堡信条》,这是为什么《奥格斯堡信条》这么重要。作为宗教改革的一份子,你唯一能够生存下来的就是签订《奥格斯堡信条》,你就可以在帝国合法地存在。这是为什么包括改革宗在内的人都签到《奥格斯堡信条》。

我们之前提到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 Elector Palatine),他是最早加入马尔卡尔登军事联盟。《海德堡要理问答》写作的时候是腓特烈三世(Frederick III, Elector Palatine)。这一段时间内,在法普尔茨不断发生了信仰的改变。腓特烈二世是非常坚定的路德宗。到他的接班人奥托·亨利(Otto Henry, Elector Palatine)的时候,他不是完全严肃的路德宗,他开始接纳改革宗,包括跟随慈运理的慈运理派,跟随墨兰顿的路德宗,他都接纳到海德堡来。腓特烈三世登基之后,他就成为了加尔文主义者,我们所说的改革宗。这些选候们,他们按照《奥格斯堡和约》的条例,他们可以选择他们领土的信仰。

问题是,《奥格斯堡和约》里只承认两个合法宗教。到了腓特烈三世(Frederick III, Elector Palatine),他改变了他的立场的时候,他就陷入了这样的一个困境。这个困境到底是什么引发的呢?就是关于圣餐的教义和圣餐引发了争议。关于圣餐的争议,是把整个宗教改革分成了两大派的一个重要的争议。一派就是我们称为路德宗,再一派就是我们称为改革宗。当然,在改革中内部还有不同的派别,但是早在1529年的时候,这两个人,路德跟慈运理,来自苏黎世的慈运理(Ulrich Zwingli),他们在马尔堡(Marburg)展开了马尔堡会谈(Marburg Colloquy)。当时马尔堡会谈的组织者,是之前我们提到的叫黑森领主腓力一世(Philip I, Landgrave of Hesse),是施马尔卡尔登军事联盟的一个带头人。他当时召开这次会谈的主要目的是要把整个宗教改革凝聚在一起,因为他们要承受这种军事上的压力,所以他们要尽可能的凑更多的这种人来形成这样的一个联盟。

当时路德宗跟慈运理派他们有很多的关于圣餐上的争议,使得他们没有办法联合力量。所以他就是说好吧,我们坐下来谈,我们要写一份我们共同信仰的这样的信条,但是,最后失败了。主要原因是路德不愿意,他们总共打算要写15条,但是写到第15条的时候就停住了,没有写下去,前面14条都可以。好像我摘抄了一段英文的翻译就叫做这份信条最后叫做The Marburg Articles(1529),总共有15条,有英文的翻译,到时候可以上传给上去大家可以看一下。

最后,他们谈崩的这一点就是在于在圣餐当中基督是否临在的问题,基督是不是在圣餐里?这个问题我们到后面专门讲到圣餐的时候,我们会仔细的来谈。现在简单来说,就是路德坚持在圣餐里面基督真正的临在 (the real presence of Christ)。慈运理似乎不愿意承认在圣餐里面基督真正的临在。在这个问题上,产生这样两派的这样的观点。

但是在马尔堡会谈当中,不仅仅是慈运理去了,还有很多其他的改革宗的神学家也去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布泽,马丁·布策(Martin Bucer),他是来自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的改教家。在马尔堡会议结束之后,他就认识到他跟慈运理的观点是不一样的,虽然他们都否认“耶稣基督的人性的无处不在”(Ubiquity of Christ’s Human Nature,路德宗承认这样的教义)。这个他们都否认这一点,但是他们还是有分歧的。所以,之前我提到在1530年奥格斯堡帝国会议上(Diet of Augsburg),不仅仅路德宗提供了他们的信条《奥格斯堡信条》,改革宗这方《四城信条》是由马丁·布策写的,在《四城信条》里面布策非常明确的与路德宗站在统一战线来承认说在圣餐里面我们真的吃了基督的身体和血,所以基督真实的临在。所以在这一点上跟慈运理不一样。这个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也导致了整个宗教改革开始出现了这样的分支。所以我们在后面会继续来谈。

路德宗、改革宗当时辩论主要集中在圣餐里,但是这并不能隐藏两派在绝大部分重要交易上的统一。例如在因信称义的教义上,在信心的定义上,在称义与成圣的关系上,在福音、律法的关系上,在律法的第三重功用上等等,改革宗跟路德宗都是一致的。我们一定不要去把这种区别放大。因为今天很多会有一些人会把路德宗、改革宗区别放大到一个程度,说只要你是相信律法和福音的区别,或者是强调说律法的第三种功用在路德宗里不存在,这些都是不符合历史的。如果你去读《奥格斯堡信条》,你会看到墨兰顿(或译梅兰希顿,Philip Melanchthon)亲自有一条上面写律法的第三重功用。所以,其实加尔文是从墨兰顿学来这个的词。

回到我们的海德堡(Heidelberg),看这个美丽的教堂,海德堡的主教堂,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Heiliggeistkirche,翻译成英文叫做Church of the Holy Spirit, Heidelberg,中文圣灵堂,非常属灵的一个名字。这个教堂是海德堡的主教堂,在这里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其中一个事情就是在我们之前谈的圣餐的争议,也来到了海德堡,这个人叫赫胡森(Tilemann Heshusius)。这个人当时是在海德堡大学里面当教授的,而且是在刚才圣灵堂里面当牧师的 ,他是一个坚定的路德宗。但是他在改革中的思想开始涌进海德堡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很调皮的学生(trouble maker),这个人叫做克雷比兹(Wilhelm Klebitz)。他是当时在大学里面的学生,他在教会里面做执事的,他接纳了改革宗的这样的观点,他主要是反对基督在圣餐里的临在,所以他就跟他的老师开始辩论起来了。他们的辩论是达到了一个非常大的程度,最后惹动了腓特烈三世选侯自己,来检查他们的辩论都在辩论什么。所以在他开始了解整个的圣餐的争议的时候,他自己听取了双方的意见之后,他站在了改革宗的一方,所以他从路德宗变成了改革宗,但是他不允许在他的领土里面有这样的这种苦毒和这种辩论,所以他最后决定把这两个人都踢出了海德堡,把他们两个都赶出去了,把他们两个都赶出去了之后就出现一个问题,克雷比兹走了倒无所谓,但是赫胡森走了,那么在海德堡大学里面就空缺了这样的一个教授的席位,另外教会里面又缺了一 位牧师,这个问题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空档。

于是腓特烈三世就需要来填补空缺。他首先找来了一个人,加斯帕雷·俄利维( Caspar Olevian)。他跟腓特烈三世是有着长远的交情的,因为他在学习期间,他认识腓特烈三世的儿子,他们两个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很不幸,在一次他们在渡船的时候,船上有一群喝醉酒的学生,在船上摇这个船,这个船沉了,然后腓特烈三世的儿子就不幸遇难了。但是俄利维侥幸逃生,他试图救他的朋友,但是没有救起来,他当时是在学法律,但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事件之后,就给他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开始认识到人生的这种短暂,所以他就转身投入学习神学。他学成了之后就回到他的老家——特里尔(Trier)。德国特里尔这个城市很有意思,特里尔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圣物――约瑟的裤子(Joseph’s pants)。路德曾经就多次的批判这些天主教徒们跑到特里尔去拜约瑟的裤子。他回到特里尔之后,开始教拉丁文,他也开始在教会里面进行宗教改革。但是,很快他就被这个城市的主教们给关押起来了,他们知道他在传讲“因信称义”,所以就把他关起来了。关起来之后,腓特烈三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动用了他的一些的人脉,就把他救出来,救出来之后正好他这缺一个人手,所以就把他带到海德堡。

刚开始来海德堡的时候,俄利维( Caspar Olevian)首先接替的是大学里的职位,但是他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热情去讲道的一个人,所以最后他就放弃了大学里的职位,转交给了后来的撒迦利亚·乌尔西努 (Zacharias Ursinus),也就是《海德堡教理问答》的另外一位作者。乌尔西努来了之后,俄利维就离开了教书的职位,他就去教堂里面去讲道。俄利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他甚至在圣约神学的发展当中,也提供了很多重要的贡献。

第二个人就是乌尔西努,乌尔西努按照今天的话说,他是一个波兰人,当然当时都是在神圣罗马帝国里面。乌尔西努也是接受了宗教改革,但是他学习的主要的地方是在维滕堡,最开始的时候他主要是在路德宗里面学习。他的老师是墨兰顿,所以他跟墨兰顿的关系非常非常好。 后来,他回到家乡之后也是惹来了一堆麻烦,然后他就跑到了苏黎世。腓特烈三世不认识他,他是一个非常默默无闻、很年轻的、没有什么名气的一个人。但是墨兰顿当时本来打算请来一个重量级的神学教授,因为墨兰顿要把海德堡大学打出名声来,当时大学刚刚成立。所以他本来打算请彼得·马特·威尔米利(Peter Martyr Vermigli)。威尔米利是意大利人,他当时已经在宗教改革圈子里面非常有名望的一个神学家,但是他请不动,因为巴塞尔(Basel)不肯放人。但是威尔米利就推荐了乌尔西努,说这个年轻人不错,你就去请他好了。腓特烈三世就邀请乌尔西努来海德堡协助他的宗教改革,于是他来到海德堡就在大学里面任教,很快就替补上了走的赫胡森的这个位置。

终于在1563年,《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一次出版了。记住它的生日是1563年1月19日星期二,至于具体的是上午还是下午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在星期二。《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一次出版,而且在整个普法尔茨地区使用,所有的教牧人员必须签署这份信仰文件,所以它不同于其他的一些要理问答,它是一份教会需要签署的一个公开的信仰文件。 你看乌尔西努他也写作了其他的要理问答,比如说他的大要理,他的小要理,但是这些要理问答都不是教会公开的信仰文件,但是《海德堡要理问答》是这份公开的信仰文件。在第一版里面不包括第80问,我们到后面再继续谈。这份要理问答一出版之后就马上翻译成很多语言,在整个的欧洲非常风靡。在荷兰被翻译成荷兰文,英文、波兰文、匈牙利文、法文、希腊文、立陶宛文等等,而且它是除了《奥格斯堡信条》之外,被签署认信最多的信仰文件。接下来这些地方我就不一一细读了。

在荷兰改革宗的发展历史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在多特召开的国际大会——多特大会(Synod of Dort)。虽然在多特召开过很多次大会,1577年已经在多特召开过一次大会,已经把《海德堡要理问答》作为荷兰改革宗教会的公开的信仰文件。但是到了1618年召开的多特国际大会,在那次总会上,《海德堡要理问答》被重新的整理修订,与另外两份信仰文件,也就是《比利时信条》和《多特信经》合并成为荷兰改革宗教会公开的信仰文件,叫做《三项联合信条》(Three Forms of Unity)。从此以后就成为了一个一直延续到荷兰的这些的移民,到了美国之后,就在美国的这些的属于荷兰裔的改革宗教会里面,都是认信《三项联合信条》的。

《海德堡要理问答》一出版的时候,马上得到了多方的关注,不光是它的支持者,也包括它的批判者。来自罗马天主教的批判,有这样的一些代表性的。一个人的名字非常美妙,叫做肯尼伯维(Engelbertus Kenniphovius),他写了一份 A Refutation of the Heidelberg Catechism 。另外一个人很有意思,这个人叫做包德温(Francis Baldwin),包德温当时在海德堡,他当时是跟随宗教改革,但是就在《海德堡要理问答》出版的那一年转投了天主教。所以,他就非常猛烈地攻击《海德堡要理问答》。他最开始跟加尔文学习,但是跟加尔文谈崩了,所以到处漂泊流浪。罗马天主教的批判我们就简单而过,更主要的批判是来自于宗教改革的同仁们,就是来自路德宗的批判。

还记得赫胡森(Tilemann Heshusius)马上写了一个批判叫做True Warning against the Calvinistic Heidelberg Catechism,,是路德宗批判的声音。你们可以很明白的看出来,这一份要理问答是贴在脑门上的写着“我是加尔文主义者”的要理问答,所以它不是一份立场不明确的要理问答,《海德堡要理问答》是立场非常明确的。 另外路德宗的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家,弗拉奇(Matthias Flacius Illyricus),他也写了一份批判的文章,就针对路德宗跟加尔文主义的这些的辩论。最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做毛布隆(Maulbronn)。毛布隆对谈(Maulbronn Colloquy,1564),来自路德宗的几位神学家跟海德堡的改革宗神学家们产生了辩论。

在历史上对于改革宗神学批判最狠的不是天主教,而是路德宗。这也是为什么如果你去了解过路德宗,你有认识路德宗的人的话,如果你跟他说我是一位加尔文主义者,他看你的眼神都是不对的。我记得曾经有一次吃饭的时候,碰到一个路德宗的牧师,我跟他说我是一位加尔文主义者,他马上非常轻蔑的说:“你知道加尔文也是一位路德宗人士,因为加尔文签署了《奥格斯堡信条》!” 这些路德宗的人在辩论当中他们的声音非常非常大,最后动用了如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来想要压海德堡的这些加尔文主义者们。

当然这样的话,对于这份要理问答的这个辩护的最重要的一个人出现了,那就是腓特烈三世(Frederick III, Elector Palatine)本人。腓特烈三世在另外一次奥格斯堡帝国会议(Diet of Augsburg,1566),这是1566年的奥斯堡帝国会议。罗马帝国的皇帝就不再是查理五世了,查理五世已经退位了,他接下来的后续的这位皇帝叫作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 II.)。当时召开这个帝国会议是什么原因?也是因为军事上的原因,要搞军事联盟。这个奥斯曼帝国又要来打了,所以我们要统一我们的力量要抵抗外敌。所以腓特烈三世,你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又搞这个起义的声音?所以在皇帝面前,腓特烈三世就发表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份维护改革宗信仰,维护《海德堡要理问答》的宣言。腓特烈三世说:“就我的这份《海德堡要理问答》而言,我认信它。”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他开始进入到这样一种的认信状态中。“我认信它。在它页边上的经文证明表明它里面所蕴含的真理都是坚固地扎根于圣经,也被证明是无可辩驳的。” 所以他说:“在良心和信仰的问题上,我只顺服耶稣基督的命令。我不能让皇帝殿下您在这个问题上把持任何的权威。因为我所得到的安慰(你看他开始用到《海德堡要理问答》里面的语言)就是在我的主救主耶稣基督里面所给我的,也是给所有信靠他之人不可撼动的确信中。他所应许在他得国降临时,我因他的缘故所失去的一切将会成百倍地归还。” 这是这样一位在政治上有着很高地位的选候从内心里发出他真正的信仰的声音。《海德堡要理问答》成为接下来几个世纪的改革宗教会的信仰文件。

最后很快我们会谈这两点:一个是《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神学特点和结构;另外一个是使用方法和适用性。那神学特点,《海德堡要理问答》具有这样几个特性:一个是它具有大公性。从哪儿可以看出来?它很大的一部分是在讨论《使徒信经》。这样一来它就与古代教会相连,所以它展示了它的大公性。另外,《海德堡要理问答》是有着福音性,它第一问是你的安慰是什么?你的安慰就是来自于福音。它也因此具有这样的宗教改革性。所以在很多很重要的神学议题上,它都是与整个宗教改革运动是相吻合的,包括律法与福音的区别。比如像这里的第三问跟第十九问。第三问说:你从哪里知道你的悲惨?答:从上帝的律法。第十九问:你从哪里知道拯救的事情呢?答:从上帝的福音。那律法跟福音的这种的关系在整个要理问答里面是很明显的。

另外,刚才也提到了路德宗对要理问答的攻击,也从侧面表明这份要理问答是不折不扣改革宗的要理问答。尤其是在解释圣餐的那几问当中,你会看到,我们接下来会慢慢学。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海德堡要理问答》具有非常非常温和的教牧性。它所关注的点不是神学的辩论,它所关注的点是基督教的信仰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安慰。所以从第一问开始,你在生在死的安慰是什么?然后再接下来很多很多问当中,你知道这一项教义给你什么安慰?你知道这一项教义之后会给你什么样的益处?所以《海德堡要理问答》一直都是在应用这些教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是它非常具有教牧性的这样一个特点。

那结构就很简单,主要分为三个部分:英文是以三个G开头的单词,Guilt(罪恶),Grace(恩典或救恩)和Gratitude(感恩);或者用另外三个词来表达:律法(Law),福音(Gospel)和成圣(Sanctification)这三大结构。这整个结构是按《罗马书》的结构来进行的。

那最后看使用方法和适用性。作为教会公开的信仰文件,《海德堡要理问答》自从多特大会之后,多特大会要求在荷兰的改革宗教会里面,晚间敬拜的时候要教导《海德堡要理问答》。所以《海德堡要理问答》被分成五十二个主日,当然早在普法尔茨地区就已经把它分为五十二个主日,在一年的过程当中教导整个要理问答。在公共敬拜当中使用,另外在家庭敬拜当中使用。所以这个要理问答是非常非常好的教导我们孩子信仰的文件。另外,包括在个人灵修的时候可以使用,最好的使用方法就是背诵加默想。要理问答的写作,它是用一种非常便于你记忆的方式来写作的,很短,然后调理很清晰。其实在翻译要理问答的过程当中,现在很多的翻译直接就是把它的意思翻译出来就好了,但是没有考虑到要理问答本身使用的背诵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在我跟骆鸿铭弟兄重新修订这个中文翻译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更多地去思考怎么样去让它的措词更容易便于人们来记忆。

那作为这个适用性,我就长话短说。一份500年前写作的要理问答,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继续使用?也就是因为在这份要理问答里面所蕴含的福音的真理和福音所带给我们的安慰是超越时间的,超越地点,超越民族,超越我们的政治立场,超越我们的一切的一切。也就是要理问答第一问说的:无论是生是死,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简单的回答就是:我属于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今天讲要理问答介绍第一课简介的所有内容。

下面是问题时间:

问: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关于圣餐中基督是否确实临在的这个问题之外,路德宗反对我们改革宗和《海德堡要理问答》,还有别的他们的一些,就是反对的点是什么?你能不能够简单的回答一下,就是在这个时间过程当中,如何证明《海德堡要理问答》是经得起批判的?

答:历史上针对路德宗跟改革宗的辩论的矛盾中心点就是圣餐,更准确地说矛盾的中心点是在圣餐当中基督临在的问题。这个是当时所有产生的这些文本所讨论的问题。他们几乎不会讨论启示论,或者上帝论,当然也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基督论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会在专门讲到圣餐的时候再仔细的谈。简单的来讲,在整个辩论当中,最开始在马尔堡会谈(Marburg Colloquy)当中,路德跟慈运理两个人的观点,他们都反对化质说,但路德认为在圣餐当中基督的人性真实的临在是以一个物理性的临在,就是基督身体性的临在。路德当时非常坚持说:“这个就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身体。” 那个东西就是我的身体,但路德最开始的时候,他没有去解释,这个到底是怎么产生的,路德说这个是一个神迹。那后来的路德宗,慢慢就是跟随路德这一点,他们被称为Gnesio-Lutherans,就是怎么翻译呢?就是被称为是“真正的路德宗”,他们开始神学上,开始发展说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解释就是说,复活之后,基督的人性,开始拥有基督的神性的一些特征,比如说无处不在,所以基督的人性变得无处不在的时候,他就在这个饼的里面、在这个饼的下面、在这个饼的分子当中等等,所以当你吃的时候,你就吃到了真正的基督的人性。

慈运理是反对这一点。慈运理首先他的出发点是基督论。慈运理说,耶稣说我要离你们而去,耶稣指的是他的身体,复活之后的身体,他升天之后,他的身体是在天上,如果我们有任何身体复活的盼望的话,我们身体将来复活,是要向他身体复活的那个样子,所以一切跟我们相似,耶稣的人性与我们相同,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只能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同样耶稣这身体也是这样。现在耶稣的身体在哪?现在耶稣的身体在天上,在父的右边,所以他一次只能出现在一个地方,耶稣就是在父上帝的右边,所以他不会再来,直到最后的末日审判。

慈运理的观点就是:我们在圣餐里面,没有耶稣身体的临在。那他说,你怎么解释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慈运理说这个是一种象征主义(symbolism),这个饼象征着我的身体。所以他说This is的时候,他的那个is是this signify,这代表着我的身体,但这不是我的身体,所以这个是路德宗跟慈运理派之间的分歧。

慈运理也说,我们是用属灵的方式来吃基督的身体,用圣礼的方式来吃基督的身体(We eat the body spiritually. We eat sacramentally.)。但是加尔文也说,马丁·布泽也说我们是spiritual eating,但是加尔文、布泽和威尔米利(Peter Martyr Vermigli),他们所说的spiritual eating,跟慈运理所说的spiritual eating还不是一个意思。慈运理所说的spiritual eating他的意思是指:When you eat spiritually,you really believe it in heart. 所以他说的属灵的吃就是指的是你去用心相信。

这个就是加尔文跟慈运理之间的分歧所在。所以布泽、威尔米利和加尔文会说,我们在圣餐当中真的有基督身体的临在,在这一点上我们是跟路德一样的,我们是跟慈运理不一样的。但是,这个身体的临在不是物质上的临在,不是物理上的临在,在这点他们跟路德宗不一样了。看到吗?他们强调,这个是属灵的临在,但是基督身体的属灵的临在,你看这个就开始乱了。

为什么慈运理永远没有办法去接受基督身体真实的临在,是因为他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在他的脑子里面,身体跟灵是二元对立的。如果你是在属灵上去吃的话,你就不能有身体真实的临在。但是布泽尔、威尔米利和加尔文,他们说属灵的临在就是身体的临在,因为那个属灵(Spiritual)是大写的S,不是小写的s,是什么意思?基督身体的临在是借着圣灵的大能,而基督身体的临在不是基督身体从天上降下来,而是借着圣灵的大能,圣灵把我们联合在天上的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在天上与基督的身体临在。看到这个区别了吗?路德宗路德跟慈运理一直在讨论的是,就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就在这个桌子上面,基督在不在,基督有没有临在?但是加尔文说,基督的临在不是发生在地上,基督的临在是发生在天上,不是基督下来,是我们上去,我们与我们在天上坐在父上帝的右边的基督联合,借着这个圣餐我们与他联合。所以,加尔文和慈运理都说是属灵的吃,属灵性上的吃,但是他们说的不是一个意思。

你的问题是,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作为加尔文主义的对圣餐的理解,是不是经得起圣经的考验,那就要等到我们去专门讲这个事情。我们会看到圣经很明确的写到基督肉身的离开,基督真的不在这里,“我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那个不是指的他的神性,而是指的他的人性,他的人性真的离开这个世界,圣经很明确的说这个。但是同时圣经也很明确的说,他说“我要与你们同在”,为什么,“因为我要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所以,连接我们在地上的我们和在天上的基督的那个桥梁,就不是基督无处不在的人性,那个是路德宗,也不是我们对他的怀念,而是圣灵把我们连接在他身上。

这是一个非常长的答案,因为这个问题是整个宗教改革讨论了几百年了。其实在那个时候并没有很明确的到底区分你是跟随慈运理的还是跟随加尔文的,因为那时候慈运理已经死掉了,所以真正跟随慈运理观点的人寥寥无几。最后就改革宗的这个观念基本上就都发展成为加尔文主义。那我感觉慈运理的一套像现在是福音派说我们纪念主,心里的怀念,所以慈运理的观点一般被称为纪念说。其实他对于他的观点表述的时候,他写了一篇论文,叫做Exposition of Christian Faith。他也的确非常强调记念,他当时非常强调记念,所以他说我们属灵上吃,我们怎么吃基督的身体,就是指的是我们记念的,他当时举的例子是,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个朋友,你认识很久,然后啊,他不在这儿,但是呢,当你在心里面想念他的时候,你会说他在这儿,就是他所说,他在这就是指的是从记念的意思。

你可以读六十问,非常非常明确的,他们没有跟随后期的墨兰顿,也就是乌尔西努在称义的问题上,与后期的墨兰顿不一样。因为后期墨兰顿在这个称义的问题上,开始有一些不稳定。

问:那改革宗在腓特烈三世他坚持自己的认信之后,才慢慢在当时的一些地方才成为一个被认可的?

答:没有,当时没有,当时在神圣罗马帝国,改革宗教会唯一能存活的方式就是认信《奥格斯堡信》。所以,腓特烈三世这辈子从来没有说过他自己是加尔文主义者,而且一直在否认他自己是加尔文主义者,很有意思吧。你看的那个《海德堡要理问》里面非常明确的加尔文主义的教义,但是他否认他是加尔文主义者,他否认他自己曾经读过加尔文,他否认他跟加尔文有任何的关系,为什么?因为加尔文主义在帝国里面还没有被合法化,所以他如果他真承认的话,那马上他就会面临军事上的威胁,所以改革宗最后被承认是很晚很晚是1648年,那个是在经历了三十年宗教战争之后,打的稀里哗啦,整个欧洲40%的人口全部灭掉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下,我们才付了人类付出了这样的代价,最后才搞明白我们不要再因为宗教自由这个事情互相残杀了。

这才是开始有了我们今天所谓的这个政教分离,就是所谓的这个宗教自由。在当时的罗马帝国是没有宗教自由的。为什么宗教改革会在神圣罗马帝国发展起来,而不是在法国,就因为法国最后发展出来是绝对君主制,君主是有绝对的权利了,所以在法国虽然有这些胡格诺派(Huguenots)对吧,有这些加尔文主义者,但最后他们要么就是逃了,要么就是已经被杀掉了。法国要更晚,法国是1598年《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开始宗教自由,然后英国是1689年,这都是比较晚的。

今天,你不要想着当时宗教改革是一个什么黄金时期,没有的,很危险的。圣餐的发展,这个这个话题谈起来就就太大了,我们可以到时候抽空再来解答,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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