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与人性 | 改革宗初学者

“而这就是我的教导；……我学会了用绳梯登上许多窗户，用敏捷的腿登上高高的桅杆……不是好趣味，不是坏趣味，而是我的趣味，对此我既不复有羞愧，也不复有隐讳了。这——现在就是我的道路——你们的道路在哪里呢？我这样来回答那些向我‘问路’者。因为这条道路——原是不存在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译注：孙周兴译）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福音派基督徒往往会批判启蒙运动，尤其是其理性主义。笛卡尔将权威的中心从圣经、传统与教会，转移到个体思想的内在世界：“我思，故我在。”其他一切都可存疑，但我的存在我能确定，因为我有理性。

然而，我们也深受此种思维方式之对立面的影响——即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它将知识的基础从自我的理性转向了自我的经验与直觉。在当今的赞美诗中，我们可能很难找到这样的句子：“你问我怎知祂活着？我不能确定祂今日活着，但祂是一个可以研究的历史人物。”但我们却有浪漫主义的版本：“你问我怎知祂活着？祂活在我心中。”

毕竟，基督徒对启蒙运动的回应是双重的：正统派试图正面应对科学和历史方面的质疑，运用理性及历史论据进行反驳；而敬虔派则接受休战，只要启蒙运动将标记为“属灵”的领域让与他们即可。

于是，由真实事实、真实历史和真实时空构成的广阔世界便划归世俗主义；而宗教人士只得到一块袖珍的“列支敦士登”作为其宗教经验领地。伊曼努尔·康德（18世纪）成长于敬虔主义的背景，敬虔主义本就视宗教为内心之事，所以他告诉我们，宗教属于“本体界（noumenal）”（即“属灵”领域），超出理性、历史或证据探究的范围，而“现象界”则包含那些可被验证为确实发生过的实际的历史与科学事实。

这种对柏拉图“理念界”（天上的完美形式）与“物质界”（地上的不完美摹本）之区分的修订，最终导致这样一种观念：宗教理念若离开个人经验便不可知，而使徒所描述的基督生平则被视为对这位非凡人物之真实事件的“灵化”处理。基督教便超出了理性探究的范畴，而耶稣早年生活的“神话”则成为一种“属灵”历史——与《高卢战记》之类的历史截然不同。

现代自由主义是敬虔主义妥协的产物；事实上，大多神学现代主义的建构者在信仰根基、成长背景与性情气质上都是敬虔主义者。现代自由主义之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18世纪），力图使基督教迎合那些鄙弃历史性正统信仰的“有识之士”。他的做法是将基督教与浪漫主义联系起来，认为宗教是关乎心灵，而非关乎信条或历史真理。三位一体、基督二性——祂的道成肉身、代死与复活、升天与再来——这些经典教义都成为累赘，妨碍了当时的诗人、感伤主义者与道德主义者。正如古希腊人求一种道德智慧的福音，而不是“基督并祂钉十字架”，歌德那一代人也觉得基督教的福音是“愚拙”和“绊脚石”。

为什么福音会成为绊脚石呢？若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也许就能理解，为什么圣诞节在现代（或后现代）世界里显得无足轻重。

希腊人崇拜的是知道如何把事办成的神祇。他们强而有力、勇敢无畏——有时勇敢到残酷的地步；但他们同时也有怜悯。神祇的原型是奥林匹亚式的——运动员般的——强壮、健美、苗条，随时准备迎战所有对手。胜利是神化的主要途径，而将军、凯撒与运动员都被视为这些神性特征的化身。在他们的创世神话中，邪恶是物质的属性，因神话中纯粹精神（理念、心智）的领域是属神的，而纯粹物质则属魔鬼。在希腊宗教里，“堕落”是指灵魂从属灵领域跌落到尘世存在的时空“囚牢”中。柏拉图传统特别强调救赎乃是从地上的、暂时的、物质的与感性的世界逃脱，进入天上的、永恒的、属灵的与理性的境界。

新约的许多书卷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写成的，尤其是当时有许多游方“布道者”正大受欢迎，因他们将希腊神秘主义与圣经基督信仰调合在一起。在哥林多的那些假使徒自以为所传的“迎合寻求者”的福音版本更正确，事实上保罗把他们称作“超级使徒”（和合本译为“最大的使徒”，参林后11章）。这种混合发展为“诺斯底主义”异端，其名称来自希腊词 gnosis，即“知识”。但这种“知识”并不是指历史、科学或物质事实层面的资料，而是一种自称基于属灵直觉与启示的更高的知识。

有了这样的背景，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约翰会宣告：“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他又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上帝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上帝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上帝，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约一4:1-3）。甚至在基督教信息尚未谈到十字架之前，对希腊思想而言，“道成肉身”本身就已经是绊脚石。如果精神是好的，而物质是恶的，那么一位良善的上帝怎么会创造物质，更何谈成为物质？也可以说上帝成为人，但这样说的意思只是指祂取了一个人的灵魂或人的特征。但如此一为“上帝成了肉身”这一宣告就等于说“上帝成了本质为恶之物。”

因此，诺斯底主义广为流行，因为它既否认了“道成肉身”（incarnation字面意思就是“进入肉身”），同时对那些在自身中寻求神性的人而言，又显得很属灵、很敬虔。藉着“跟随耶稣”，可以得着真正的启示，从而脱离其所堕入的粗俗、属地的生命而升入更高的属灵生命。

异教神秘主义与基督教的这种融合，虽然被正统教义所拒斥，但在整个教会历史，尤其是在神秘主义传统中，始终不乏其追随者。然而它势头最强之时却是在“现代性”大捷之际。我来简要解释其意。

在中世纪晚期，一位名叫菲奥雷的约阿希姆（Joachim of Fiore）的意大利神秘主义者将历史划分为圣父时代、圣子时代和圣灵时代。旧约时期对应着第一个时代，其主要特征是一位下令屠杀多族的残酷、严厉的神。我们知道在“圣子时代”，“良善的上帝”——耶稣基督——缓和了那位犹太上帝的严酷特征。随着基督的到来，我们第一次认识了恩典，教会被建立，藉着圣礼（饼、酒、水）以及圣言（圣经）用“物质性的”方式来敬拜上帝。但历史发展的更高阶段尚未来到，那就是圣灵时代。在这个时代，普世的弟兄相爱将使建制的教会黯然失色，而圣言与圣礼也将因属灵的直觉生活而变得无关紧要。

约阿希姆对《启示录》的注释在当时极为流行，尤其在灵修派方济各会士（Spiritual Franciscans）中间。这一群体坚信，罗马的建制性教会已经变得如此世俗与腐败，以至于即便是修道会本身（包括弃绝世界的亚西西的圣方济各的追随者）也都成了撒但的会堂。

尽管约阿希姆的教导在官方上受到谴责，但在文艺复兴时期却获得了更加广泛的传播，因为像彼特拉克（Petrarch）这样的一些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在约阿希姆思想体系中看到了其内在的希腊式的、柏拉图主义的神秘主义倾向，非常赞同其强调“灵性”而非教义、信条与历史。彼特拉克将文艺复兴设想为圣灵时代，在这一时代中，每个人内在的神性将被唤醒，从而实现一种普世的、心灵和平与和谐的宗教。

讽刺的是，宗教改革时期非但没有遏制这种思想，反而加速了它的扩散。改教家本身就反对的“摩尼教（Manichaeans）”（诺斯底的另一名称）以重洗派（Anabaptists）之名卷土重来。这些中世纪教派的继承者常常声称圣言与圣礼已经被圣灵所取代。这一运动被称为“激进宗教改革”，其领袖之一门诺·西蒙斯（Menno Simons）（门诺派之名的来源），便因其耶稣“属天身体”的教义而遭到加尔文的反驳。门诺主张童贞女马利亚只是上帝降世的一个“通道”或“管道”，从而否认了童女生子的真实性，也因此否认了基督真实的人性。门诺反驳波兰改革宗神学家约翰·阿拉斯科（John a Lasco）时甚至断言：“在整本圣经中，找不到一个字说道取了我们的肉身，或说神性奇迹般地与人性联合。”（1）

加尔文梳理了大量描写基督人性的圣经经文，以此来回应这种重洗派版本的诺斯底主义（或摩尼教主义）。他从旧约历史入手指出：“应许的祝福既不是藉着天上的后裔，也不是藉着一个人的幻影，而是藉着亚伯拉罕和雅各的后裔。所应许的永恒宝座也不是赐给一个空气人，而是赐给大卫的子孙、他腰中所出的后裔。”加尔文强调基督的历史家谱以及“人子”的犹太性，以此捍卫基督的人类血统。不仅如此，耶稣“也会有我们本性中的饥饿、干渴、寒冷以及其他软弱”。祂“在我们的肉身中偿清了”我们所欠的债。“而且马太在此并未将童贞女描述为一个基督所流经的管道。”藉着取了我们的人性，基督赋予人性以尊严，并证明物质和人性本身在上帝创造之时并无不妥，邪恶与罪恶当归咎于受造物悖谬的意志与欲望。（2）

换言之，犹太世界观与希腊世界观是截然对立的。在整个旧约中，上帝始终介入物质之中：祂创造天地，即使在堕落之后仍在护理中统治天地，并在时间、历史与世界之中拯救祂的百姓，而不是救他们脱离时间、历史与世界。犹太人并不因其人性而不安；他们不会因其存在受制于身体和时间而气恼，反而视世界为舞台或“奇妙剧场”（加尔文之言），在其中上帝藉着护理和救赎彰显自己的荣耀。圣子上帝不仅成为肉身；祂还救赎了有罪的肉身（身体与灵魂），因此全人，包括身体与灵魂，都参与于成圣（参罗 6）及最终的复活与得荣耀之中（参林前 15）。

然而激进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中的一些元素传递了这一希腊神秘主义的古老异端，以致成为“现代性”这一“巴别塔”的基石，而我们如今亲眼见到这巴别塔的崩塌。

德国哲学家G. F. 黑格尔（19 世纪）深受菲奥雷的约阿希姆（Joachim of Fiore）之思想的影响，巧妙地建构了一套哲学体系，强调人类从物质到精神、从身体到心灵、从低级走向高级的进化过程。“上帝”就是整个历史进化上升的目标，因此最终一切皆“上帝”，“上帝”即一切。通过正题（“天空是白的”）、反题（“天空是黑的”）与合题（“天空既是黑的又是白的”）所构成的曲折螺旋，历史便得以向着其最终目标推进。

正是从这一体系中，我们继承了“现代性”的三位一体：进步、理性主义与乐观主义。讽刺的是，无论现代知识分子怎样对抗宗教“迷信”以捍卫其“理性信念”，这些观念在自然界中并非不证自明，在历史中也并非清晰可辨。

启蒙运动确实推动了法国与美国的共和制的建立，并改变了英国与德国的君主制。黑格尔的人类历史从物质到精神的进化论，也成为达尔文主义、社会科学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然而，它也构成了美国许多保守主义立场与信仰的根基。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看到启蒙思想中的乐观主义、进步观及对人性的信心所带来的悲剧性后果，胜利的音符被绝望的挽歌所淹没。离开上帝，理性就会得胜——这是启蒙运动的承诺，而这一计划的破产，却被写在了地铁的墙上。离开“圣道”，语言就会解释一切；然而这一乐观设想在实验惨败后，也让位于解构主义。如今，已不存在所谓的人类普遍理性；语言不过是压迫者用修辞手段来愚弄并制服不幸者的一种巧妙工具而已。

然而，尽管父辈的罪会带来后辈的悔改，但那些自称“后现代”的知识分子依旧寄生于他们所藐视的父辈所遗留下来的借来资本中。将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者、浪漫主义的内省诗人以及后现代主义者的存在性呐喊连接在一起的纽带，正是诺斯底主义。尽管他们或许会摒弃先辈那种多愁善感的乐观主义，但如今那些以“后现代”为荣的人（这个名称本身就暗示着对“进步”这一概念的依赖），认为这个世界并非上帝活动的舞台，而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们的灵魂在此被物质、时间和历史所囚禁。正如古代诺斯底主义者一样，现代自由派不仅以“十字架与复活的福音”为耻，甚至也以“道成肉身”本身为耻。他们将所谓“信仰中的基督”与“历史中的耶稣”抽离出来，坚持认为基督教的真理在于其内在的影响与体验，而不在于其外在的历史性和尘世的真实性。譬如，鲁道夫·布特曼（Rudolf Bultmann）就体现了20世纪叛教者的敬虔主义背景，他宣称即便复活并未在历史中发生，但重要的是在他的心中发生，在他个人的基督徒经验中发生。后现代的诺斯底主义者通过属灵内省、享乐主义或消费主义来逃离世界，对于“生而为人”并不比其前辈诗人更开心。不同之处只在于他们已经放弃了从物质到精神、从人性到神性的进化“过程”——至少在原则上。

大多数德国自由派神学家都称赞基督教所受的希腊影响，鄙视其犹太影响。这来自尼采本人对后者的蔑视，他曾这样宣称：“‘罪’是一种犹太人的感受，是犹太人的发明，因此，在这一背景之下，……基督教实际上试图把整个世界‘犹太化’。它在欧洲的成功程度可清晰见于我们对希腊文明的陌生程度，而希腊文明是一个没有罪感的世界。他总结道：“对一个希腊人来说，罪及恩典的观念“既可笑又骇人听闻。”(3)因此，基督教的每个概念对异教世界而言都是冒犯，正如它对现代美国人是冒犯一样，冒犯原因也大致相同。现代美国人不想接纳一位进入人类处境的上帝；他们想逃离自身的人性，通过向内或向外去寻求神性火花而“实现自我”。我们被告知，道成肉身、十字架、审判与称义这些教义在当代语境中已经不再奏效。因此，基督教的信息必须更改，以回应现代（乃至后现代）人们的问题。这实际上是要求基督教成为自我实现的探索指南——显然是希腊式的而非犹太式的探索。

本文开始引用了尼采那段关于攀爬绳梯、登上高高桅杆、拒绝接受下方受造物位置的话。这位德国的虚无主义者认为“上帝已死”之后，“超人”将最终取代人类。希特勒与斯大林采纳了尼采的这一思想，而我们也由此发现它极具吸引力。“权力意志”本质上就是成为上帝的意志。尼采说过：“如果可以的话，每个人都想成为上帝。”或许我们没有能力成为超人，但我们确实都有这种意愿。自首先的亚当、那位想要成为上帝的始祖堕落以来，这种意愿就深植我们内心。

那么，这一切与圣诞节有何关系？关系重大。首先，与希腊智慧及其诺斯底分支相反，基督教确信良善的创造主创造出良善的受造物。当从道德范畴而非形而上学范畴去理解罪与恶。这一点在当下尤为重要，因为古代的诺斯底派、摩尼教徒、宗派狂热分子，以及现代世俗热衷者所共有的形而上学二元论，往往也被许多福音派人士信以为真。他们沉迷于“属灵争战”，深受弗兰克·佩雷蒂的小说以及彼得·瓦格纳、尼尔·安德森和众多通俗作家“葡萄园运动”思想的影响。然而，圣经中的堕落并非从光明堕入黑暗，或从灵魂堕入物质，或从天上堕入地上；而是从顺服堕入悖逆，其后果也不是灵魂被迫忍受肉身、时间与历史的囚牢，而是，由于我们自身以及他人的败坏，我们无法按上帝的本意去享受这个荣耀的世界中受造的自由之奇妙与美好。

圣经的信息并不是关于“上帝与光明之子”对抗“自然与黑暗之子”，也不是“好人”和“坏人”为争夺上帝的胜利而与地域性邪灵进行角力。基督徒也不应将生活划分为“属灵的”部分与“世俗或属世的”部分。甚至福音派亚文化的兴起也表明人们极其讨厌的不是罪而是做真实的人，因为他们一面鄙视世界，一面却模仿最世俗、最俗气的世界形式。

然而，在基督教的图景中，救赎并不是把个体的灵魂或精神从这个属世的、历史性的、肉身的存在中拯救出来，而是拯救这个世界，救赎时间与历史。正是在这历史中，“神而人者”的道成肉身与复活成就了人类藉不断追求属天与属灵而想成为“人而神者”的求而未得的胜利。

宣称“一个人成为了神”，不过是希腊人一直想相信的事，施莱尔马赫所迎合的那些鄙弃正统信仰的“有识之士”，他们在情感化诗歌中即奉行这种自我的神化。那是一种胜利！一种人类的成功！一个人经受了物质性与历史性存在的考验与试炼，一级一级地攀上了天堂的桅杆。电影最后，弱者终于翻盘，所有人如释重负。但若说上帝成为了人——藉着自己卑微、承受羞辱甚至上帝自身的忿怒，并且祂获得胜利的方式不是藉着前进，而是藉着后退；不是藉着升到天上，而是藉着降到地上乃至阴间——这就颠覆了全人类的认知。

感谢上帝，确是如此。这个圣诞节，我们也要警惕那些否认基督在肉身中降临的敌基督与假先知，甚至要警惕一些圣诞颂歌中的微妙内容，例如有的歌词试图让我们相信圣婴“却无啼哭声”。因为在基督里，上帝不仅与我们和好，更进入了我们的时空历史，使苦难、死亡、邪恶与公义变得有意义。让我们拥抱这个世界，如同上帝以前及现在所做的那样，并耐心等候结局，那时，我们的兄长——不再是马槽中的婴孩——将审判邪恶，更新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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