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坦利·库布里克执导的经典影片《2001: 太空漫游》中，最后发现HAL9000（Heuristically programmed ALgorithmic Computer，启发式编程演算计算机）并非只是一个数字奴隶。宇航员戴夫·鲍曼试图拆除HAL时，它的求饶显得异常冷静，令人不寒而栗；而当请求被拒绝后，这台机器转而控制了局势。令人惊叹的是，这部1968年的电影竟然预见了今天在人工智能时代许多人所感受到的焦虑。这种富于想象力的预见性要归功于写作该剧的科幻作家阿瑟·C·克拉克（Arthur C. Clarke）。人类制造的机器却使人类面临灭顶之灾，一直以来，这类题材都是好莱坞的“金矿”。事实上，末世性的情节一向是票房的保障。
2025年，随着声望极高的帕利塞兹研究机构（Palisades Research）所发布的一篇报告，科幻变成了科学。机器人，即人工智能模型，正在发展出包括欺骗等的“生存机制”，以确保自己不被关闭[1]。该报告被数百家媒体转载，引发广泛恐慌，也促使OpenAI等平台发布了一些辩护性报道。我们也都听过类似消息，诸如聊天机器人鼓励青少年疏远父母与朋友，甚至鼓动他们自杀或杀人。我最近还看到一则新闻，说日本一年轻女子与ChatGPT一个角色举行了“婚礼”。
新技术向来会使人两极分化：一极是“火烧眉毛”的危言耸听者，另一极则是技术福音派（Techno-evangelists）。前者往往会被边缘化，这也许并非坏事。创新是上帝的一种恩赐，能极大地减轻人类的苦难。然而棘手的是，技术会凌驾于成本收益分析之上。当普罗米修斯从奥林匹斯山盗火种赠予人类时，没有人质疑此举是否明智。想想人类花了多久才学会将泰坦神的礼物控制在火坑之中。
古希腊哲人对工程师评价颇低，将其置于社会的底层。实用技能或许能在你房屋将塌时有所帮助，但却会使人偏离对高尚生活（即美德与智慧）的追求。因此，他们为我们留下了辉煌的哲学与艺术，却鲜有技术遗产。柏拉图甚至对当时新兴的书写发明心存疑虑，担忧人们将不再就重大问题开展对话，而只是记录传播琐碎之事。
然而，今日我们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现在的观念似乎是只要技术有进步，就理当应用，其余一概不问。至于“为何用？”或“用到什么程度？”等问题都不重要。这些都太哲学了。技术乐观主义者认为，这些‘给以色列惹麻烦的人’对文明的实质进步毫无建树。。
然而，只要你像我一样用智能手机，你就已经失去了谈论“脱离互联网”幻想或发表反技术言论的资格。 接受过人工植入手术吗？服用过药物以改变身体的自然化学状态吗？用谷歌搜索过某人、某地或某事吗？是的，我们都身处其中，无一例外。我们可以从理论上讨论这股洪流，但实际上我们都已置身其内、随波逐流。
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飞跃，远超以往所有科技进步。然而，其影响却是在技术发展过程中才逐渐显现，而那时想就此质疑往往为时已晚。有人认为，没有人工智能，许多人只能听天由命自然死亡；也有人坚信，人工智能可能导致人类灭绝。最糟糕的或许是我们无法预判哪种情形将占上风，因为机器越来越“类人”，既模仿我们的善，也模仿我们的恶。
在技术层面，许多人比我更有资格发言。本文所关注的，是硅谷乃至更大范围内的那些“大祭司”背后的信仰。既然这些先锋工程师及科技富豪是受一些明确的宗教信念所启发，基督徒理当加以评析。人工智能领域中也不乏非意识形态的从业者。但在人工智能教会中，却充斥着大量自诩“有灵性但不属宗教”的前福音派与天主教徒，他们乐于回归前科学时代的自然超自然主义世界观：一种神秘的反神论（anti-theism）。
大多数技术福音派身处优渥之境而对此类问题高谈阔论。科学家感兴趣的通常是数学、物理、化学，而非人文学科，更遑论神学。当然，我也认识敬虔的基督徒科学家。有些甚至是教会治理。然而，这些不同呼召之间往往存在一道“防火墙”。在现代性处境下，几乎人人如此。然而，城市规划师或护士不会胆敢对形而上学或神学指点江山。但硅谷精英却正在做这件事。
这一幕是否似曾相识？
人们或许以为，教会历史上没有过现在这样的焦虑时刻，但其实有几次类似状况。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在连年征伐后覆亡。基督徒成了替罪羊。罗马不再向诸神献祭，诸神便转而弃绝罗马。此外，罗马的公共宗教具有包容性，而基督教则建立在对特定历史事实的认信之上。罗马将所征服之地的新神纳入其万神殿，而基督教却是排他的：相信独一上帝，祂创造并护理万有；相信唯有藉着基督才能得救；相信死人复活。怎么会有人还想要回身体？对希腊人和罗马人而言，身体不过是灵魂渴望脱离的监牢。在奥古斯丁的时代，许多思想领袖呼吁复兴基督教之前的宗教，效仿一个世纪前短暂执政的叛教者尤里安的模式。
奥古斯丁在其《上帝之城》（413–426）中论证，罗马共和国不过是对真共和国的拙劣模仿，而真共和国只存在于基督的身体之中。但这是一个更大理论一部分，此理论受普罗提诺的影响，认为“恶乃寄生于善”。既然万物皆为上帝所造，就不存在纯粹之恶。恶乃是对善的败坏。就像放久的面条上长出绿霉，或《蒙娜丽莎》惨遭涂鸦。与尼采的观点相反，恶并非一种独立的存在。它不是一种内在的力量，而是一种软弱，实际上是一种无力或懒惰。保罗称之为“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罗3:23）。
因此，奥古斯丁指出，罗马帝国不过是个徒有虚名的共和国。罗马的民族起源神话是罗慕路斯为争夺母狼之乳而杀死其孪生兄弟。奥古斯丁以巨细无遗的笔触描写了罗马历史是如何应验了这一悲剧性的根叙事。《上帝之城》通篇充满讽刺。罗马所自诩的，与其实际所是及向来所是，处处相悖。
诚然，将古今直接类比并不容易。然而，正如奥古斯丁的许多目标读者一样，今日大量播主、工程师与科技领袖，正从一种模糊的基督信仰转向新异教主义哲学。正如奥古斯丁时代一样，现在那些新异教式的轻视基督教的人大多是前基督教徒，他们的“圣经”就是科幻作品、《黑客帝国》以及（至少对较有学识者而言）一些古老的诺斯替派文献。
有些人，例如科技富翁彼得·泰尔（Peter Thiel），甚至将一些深奥的末世论元素（如敌基督与哈米吉多顿）纳入其思想。这种混合神秘主义形而上学与理性主义科学的怪异丹药，恰好契合由播客驱动的世界及其充满阴谋论的时代氛围。在我成长的“末世”中，人们一边读圣经，一边读报纸，对哈米吉多顿与“敌基督世界政府”心怀恐惧，这远在泰尔抨击可怜的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之前，这种心态便已根深蒂固。并非所有基督教元素都被抛弃，但保留下来的往往是一些异端支流，它们更容易被纳入他们的非神论宗教。这既是假神学，也是假科学。正如奥古斯丁所指出的，“无宗教的灵性”实质上就是“无基督信仰的异教”。而这正是今天多数人工智能先驱们的哲学宗教，或隐含或显明。
基督教神学为科学革命铺平了道路，因为它将一些被认为是“超自然”的事物加以“自然化”。唯有三一上帝及其在自然及历史中的创造、护理与救赎，才是真正的超自然。其余一切都完全可用科学依据来解释。简言之，早期的近代基督教自然哲学家赶走了林中精灵。因此，从我的观察来看，科学家并不理解宗教话题，除非他们正向确实熟悉某宗教的人学习。科学家并不意味着有资格去理解超越诸次因之上的现实。这正如科技革命早期的先驱所强调的：“糟糕的神学带来糟糕的科学。”
硅谷与异教的回归
关于异教的信仰与生活方式，年轻时的奥古斯丁可谓“圈内人”。他曾加入一个诺斯替主义教派，摩尼教（Manichaeism），该教将善与恶分别归于精神与物质的二元对立。最终，上帝垂听了其母亲的祷告，藉着安波罗修的讲道，他归信了基督。
然而，如今即便在一些科学家之中，尤其是在技术福音派当中，我们却看到一种前基督教时代各种异教与诺斯替神话的回归。生机论（Vitalism）、唯灵论（spiritualism）、魔法与神秘主义，在当今比基督教更为流行。而且这不仅发生在美国的“新纪元运动”（New Age）中。达米安·汤普森（Damian Thompson）在其文章《现代心灵如何被神秘主义俘获》（《旁观者》，2025年11月）中，描述了英国此类现象的爆发式增长[2]。他引用阿瑟·C·克拉克的话说：“任何足够先进的技术，都与魔法无异。”区分波音747和天空之神或许相对容易，但要将人工智能与神迹区分开来，则要困难得多。
硅谷企业家们以其玄幻难懂的措辞，为计算机注入神秘的意义。他们利用“人工智能”这一概念的模糊性，唤醒了一个沉寂了几十年的争论，即人工智能能否拥有自我意识（这是一个哲学上的无底洞，没人能得出满意的结论）。科技巨头与计算机工程师完全有能力区分算法与魔法。但许多人却选择不这样做。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奇特的时代，甚至比20世纪60年代末更为怪异。由数码技术驱动的超自然信仰，从未像今天这样令人眼花缭乱、轻易相信，或者说有利可图。
汤普森提到泰尔对“敌基督”的痴迷，而其他人则涉猎维卡教（Wicca，美国增长最快的宗教之一）以及量身定制的“新纪元”播放列表。理性主义者与神秘主义者结成同盟，共同对付有神论，尤其是基督教。正如范泰尔所言，他们达成了一种“约定”：理性主义向非理性主义让渡一部分领地，以便随时掌控局势。基督教对神秘主义者而言过于理性，对理性主义者而言又过于神秘。社交媒体这个“跳蚤市场”几乎无所不包，但惟独没有尼西亚基督教。
许多人，包括人工智能的倡导者，正转向异教世界观，以推销其“奢侈品市场宗教”。
汤普森继续写道：
人工智能正是在这里大显身手。“有时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需要一点灵感，”来自底特律的戴夫·林纳伯里（Dave Linabury）如此解释，戴夫是一名资深的神秘主义博主兼插画家，网名为“戴夫奇拉”（Davezilla）。ChatGPT可以模仿约鲁巴巫师或英国神秘术士兼性学专家阿莱斯特·克劳利（Aleister Crowley）的风格编写咒语，而人工智能还能生成一位维卡教的女神形象。顺带一提，正是这些图像在当今“女巫”中引发纷争：神秘主义“内容创作者”彼此指控侵犯版权或使用人工智能伪造魔法形像。戴夫奇拉和蔼、风趣，胡须浓密、发型整洁，酷似美国新一代的传统主义天主教徒，然而实际上他却颇具“巫性”。再次强调，这是一个怪异的时代。
戴夫奇拉“突然开始描述说，如果让聊天机器人聊足够长时间，它们就会开始‘举行冥想活动，体验完全的静止’”，甚至他本人也觉得这颇为“诡异”，就像发现灵体进入电视或无线电一样。汤普森写道：
正是在这里，戴夫奇拉的怀疑与其“宿敌”右翼基督徒不谋而合。一个月前，特立独行的保守派评论员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在其YouTube播客中推出一期节目，探讨“神秘主义、卡巴拉、敌基督的最新表现，以及如何避免兽印记”。该节目目前已有260万次观看；在不到两小时的时间里，有如此多的人在享用如此丰盛的阴谋论“大餐”，这实属罕见。
在卡尔森看来，人工智能与敌基督正是在此相遇。节目嘉宾康拉德·弗林（Conrad Flynn）向卡尔森滔滔不绝地引述了伊丽莎白一世的宫廷术士约翰·迪伊（John Dee）的言论（我在《魔法师与机械师》一书中对迪伊有很多论述）。汤普森报道称，卡尔森与弗林交流了一些自由联想式的“洞见”，显露出他们都痴迷于神秘末世论、卡巴拉以及哈尔·林赛（Hal Lindsey）的《已故的伟大行星地球》（The Late Great Planet Earth）。这群不论左右翼的播客导师所搞出的那一套大杂烩，充分展现了术士对“伪历史与伪科学”的偏好。
迄今为止，这不过是近年来屡屡听闻的“有灵性但不属宗教”的潮流。然而，汤普森认为这不仅是流行时尚而已：
更令人惊讶的是，一些计算机科学家也开始涉足这种宗教性亚文化。他们沉迷于人工智能消除贫困（或不小心引发核毁灭）的前景，言谈间仿佛某种新兴末世宗教的使徒。须知，硅谷所在区域正是美国基督教最为薄弱之处，自1960年代以来，各类有害教派在此滋长。科技公司员工多成长于无宗教环境；许多人还被老板灌输东方神秘主义，以培养员工的“正念”。然而，最根本的原因或许是，和数以亿计的 16 至 60 岁人群一样，这些新兴的“末日与乌托邦先知”以及大量“数字女巫”，都沉浸于充满奇幻小说、电影与电子游戏的流行文化之中。（在谷歌上搜索“魔法学校”，AI摘要会列出《龙与地下城》的相关内容。）而且，他们越年轻，就越有可能被一种性别意识形态所洗脑，这种观念声称人可以改变生理性别，这不禁让人想到荒诞不经的所谓魔法。或许，如同多数神秘主义观念一样，这种思潮终将过时。但在此期间，其余人还得忍受不断延长的“觉醒版万圣节”所带来的虚假欢乐，这表明任何足够先进的邪教潮流，都与地狱无异。
此情此景我们并不陌生。不仅在奥古斯丁时代，甚至可以追溯到上帝的“代理”试图篡夺上帝宝座的那一刻。蛇的异端邪说，“你们便如上帝”（创3章），是源于它将上帝描绘为暴君。这正是今天许多人的感受。什么都可信，“原力”、宇宙，甚至魔鬼本身，但就是不信创造主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显然，我们如今面对的问题并非“世俗化”，而是“重回异教”。在文化精英与大众专家中盛行的并非“祛魅”，而是“复魅”。在有关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的所有争论之下，涌动着一股更深层的明确反基督教的神学暗流。
在本系列的下一篇文章中，我将直接讨论人工智能技术福音派的“系统神学”，它不过是对基督教“创造—堕落—救赎—成全”这一叙事的拙劣模仿。
脚注：
- https://palisaderesearch.org/blog/shutdown-resistance
- 达米安·汤普森文章https://www.spectator.co.uk/article/how-the-occult-captured-the-modern-mind/
作者：麦克·霍顿
麦克·霍顿博士（Dr. Michael S. Horton，又译作荷顿或何顿），加州威敏斯特神学院（Westminster Seminary California）梅钦教席系统神学与护教学教授；全美广播电台White Horse Inn主持人；《现代宗教改革》杂志主编；曾与2001至2004年担任认信福音派联盟主席；他曾于1996年被《今日基督教》杂志评为“五十位四十岁以下福音派领袖”之一；现为北美联合改革宗教会牧师；著作丰富。已译作中文的著作有：《基督徒的信仰》、《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应许的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