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有些人可能去过美国的一些地方（如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卡斯特），并在那里看到一个长满胡须，穿着朴素，在路上驾驶马车的男人——可能他身后还有着几辆汽车在缓慢行驶。他可能驶向一个还用马拖犁来耕地的农场去，并住在那边连电力都没有的农房里。这种阿米什或门诺会的人追求一种简朴且与世隔绝的生活，致力于和谐与谦逊。这种生活在我们看来可能在很多层面上是高贵的，鼓舞人心的。
这样的虔诚人与莱顿的约翰（John of Leiden）看似截然相反，约翰于1535年在德国城市明斯特将自己封为新耶路撒冷的君王。在先知性教导的影响下，他与他那残暴的“末日派”信徒占领了城市，并处决了反对者们。但就在几个月之后，这个城市被重新取代，莱顿的约翰和他的支持者们也被相继打倒。
尽管门诺会信徒与莱顿的约翰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二者都曾被归纳在常见的十六世纪“重洗派”标签下（今日的历史学家们常常会称之为“激进改教派”）。那时主流的——在规模上更加庞大的——十六世纪信仰运动则毋庸置疑属于路德宗，加尔文宗，与更新的罗马天主教。尽管大部分的“重洗派”团体人数稀少，然而他们对彼时的信仰却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对罗马天主教来说，他们代表着改教运动中富有破坏性与不稳定的产物。而路德宗与加尔文宗则尝试表明自己与重洗派是完全不同的。
毫无疑问，“重洗派”这个称呼是他们的反对者所赋予的，意思为“重新受洗”。尽管这些团体拒绝婴儿洗礼并教导基督徒只能在成为信徒之后受洗，他们却同样的拒绝了这个称呼，强调他们并没有重新给任何人施洗；反而解释道他们是第一次正确的给他人施行洗礼。虽然这个称呼本身只展示了他们教导中的一个方面，但是他们的敌人却故意选择这个称呼，因着“优士丁尼法典”（古代的著名法典）曾声明过重新施洗任何人属于可判死刑的重罪。并且这份法典仍在当时的一些欧洲地区有效，这样“重洗派”的称呼就清楚的表明了该运动的跟随者确实属于危险的罪犯。因此，大量重洗派信徒因着他们的信仰而遭受处决。从那之后，学习十六世纪历史的学生们开始对这个称呼与其覆盖的运动产生了疑惑。
今日，大部分的历史学家们都拒绝“重洗派”这个称呼并将其取代为“激进改教派”，一种来自哈佛历史学家乔治·洪特顿·威廉斯（George Huntson Williams）的提议。威廉斯提到自己的这种称呼不会带有任何负面的暗示，同时也正面地包含了许多拒绝中世纪罗马天主教并且极端的不同团体。虽然这种称呼曾被批判为或许太过政治化，同时也可能贬低了路德和加尔文是不极端的，但是没有被大多数认同的更好选项了。
这种对于称呼的讨论提醒了我们称呼与分类对于认识现实而言是异常重要的。所有被归纳在“重洗派”或“激进改教派”称呼下的团体的确是在某些方面上拒绝了对于教会，文化，基督，与上帝认识上的古老，大公的共识，但是这些团体也确实彼此之间存在着许多不同，所以将他们都归在一个称呼之下可能会产生更多的误解。明确的一点则是改教运动打破了中世纪教会对欧洲地区一切宗教的管辖，从而不同的宗教性运被允许存活与发展。
有关改教运动的经典历史作品——如来自卡洛斯.艾尔（Carlos M.N. Eire)的新研究，宗教改革：自1450-1650的近代世界（Reformations: The Early World, 1450-1650）——分析了许多被归纳在“激进改教派”名下的不同个体与团体。一些领袖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对圣经保持着严谨的态度，而另一些则缺乏良好的教育，属于灵恩派人物。一些强调基督徒生活的公共层面，另一些则倾向个人主义与神秘主义。我们将会简短地来看看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三个团体之后的背景故事与特点。
末日派革命者
激进改教派旗下的一条分支被称为是“末日派”。对他们而言，世界末日很快将要降临，同时启示录则称成为了他们眼中异象的启蒙。他们坚信，世界的末了将借着圣灵启示的人们来残暴地开启。早期的一位末日派人物则是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tzer），他声称自己是圣灵的发言人并且在1520年左右的农民起义中表现积极。闵采尔表示自己因过于被圣灵充满从而可以借着使用自己的袖子来为他的跟随者们挡下子弹。作为圣灵的发言人，他对依靠圣经的看法表示不屑一顾，并说道“圣经就是泡沫，就是巴别”。路德回应道，“他认为自己将圣灵完全的吞入腹中了”。
之后，在相似的末日派运动中，梅尔基奥尔·霍夫曼（Melchior Hoffman）以圣经导师与圣灵发言人的身份变成了中心人物，他预言斯特拉斯堡将会成为新耶路撒冷。然而他的一些跟随者们则在1534年占领了明斯特并开始在那里建立起了如新耶路撒冷一样的神权政治，唯有重新受洗过的信徒们才可以待在城市内。来自尼德兰的简.马蒂斯（Jan Matthijs）领导着这个运动直到他在1535年的四月份被杀为止，之后便由莱顿的约翰代替了他。私有财产被视为违法，并同时引入了多配偶制。约翰称自己为君王与弥赛亚并将其告知了在明斯特的人们，
“如同大卫王一样，谦卑的牧羊人，被先知所膏，在上帝的命令下，成为以色列的君王。上帝经常如此行；并且任何人抵挡上帝的旨意就是在招致上帝的愤怒在他身上。现在我被赋予了超越地上所有国家的能力，而且有权力对邪恶人的混乱使用刀剑，为了保护义人。因此，城内的一切人都要远离沾染上罪恶或是抵抗上帝的旨意，不然他将会立刻被刀剑所杀死。”
当有人当下反对他的宣告时，他回复道：
“你们应感到羞耻，因你们的发言反对了天父的命令！尽管你们聚集起来反对我，我仍会继续统治，并且统治不止你们在这座城里面的人们还有整个世界，因这是父的旨意；同时我现在开始的国度将永远长存并且不会倒下。1”
作为回应，这个神权政治的国度遭到了罗马天主教联合抗罗宗的武力反击，最终城市在1535年的六月解体。莱顿的约翰被抓走，折磨数月，最终被残忍的处决，他的身体被火热的钳子撕裂。随后他的尸体被公开地放在市中心一家教堂塔高高悬起的笼子里面，直到尸体腐烂。这个笼子如今仍悬挂在明斯特城内的塔上。
这个暴力，神权政治式运动的一系列行为奠定了之后几乎一切十六世纪欧洲人对于“重洗派”的态度。比如，在比利时信条第三十六章里提到，“因此我们谴责重洗派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并一切反对在上掌权的和政府官员、颠倒公义、混乱规矩，搅扰上帝在世人中间所设立的良好秩序的人。”对于重洗派下意识的反感体现在旗下的暴力与非暴力团体上。
十六世纪批评者们所关心的不只是其中暴力的团体。重洗派对于基督徒参与社会平常生活的反对威胁到了整体基督徒文化的稳定。后来，亚伯拉罕.凯博尔（Abraham Kuyper）在他的作品里提到了这种担忧：“当祂[耶稣]来到世上时，这位君王并没有如此推翻人类社会。祂没有做历史上重洗派们要做的事情，即引入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活方式。2”
反三一论派
在激进改教派里面，反三一论者们则来自另一个运动。他们经常被称为是“福音派理性主义者们”，而这看似是一个非常不贴切的称呼，考虑到他们并没有在接受路德所恢复的福音这一层面上作为福音派。他们也不是理性主义者，而是自称接受圣经为他们的权威。然而他们也确实教导关于三位一体和传统基督论的教义是不合理性的，从而在某些层面上他们可以被看作是原始理性主义者们。这些反三一论者们辩论到三位一体和基督的神性属于罗马天主教的传统，因此应该如称义的教义一样屈服在圣经的判决之下。这里我们看到的并不是重洗派对于文化的反对，而是对于古老的，大公的，有关上帝与基督的拒绝。主流的改教家们则是理所当然的反驳道无论在任何符合圣经的标准下来看，三位一体和基督的神性都是明确被圣经所教导的。
迈克尔·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 1511-1553）成为了早期最为明显的反三一论者之一。他在西班牙受教成为外科医生，后在1530年左右因拒绝耶稣的神性而被知道。这个异端是最为严重的。塞尔维特曾被罗马天主教的权威定为死罪，可他后来却设法逃离了抓捕。约翰.加尔文曾在1530年与1540年左右多次尝试说服塞尔维特有关他的谬误，但塞尔维特却坚持自己的教导。在1553年早期，塞尔维特发布了另一本有关他自己反三一论的辩护，名为“基督教复原要义”（Restitution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这个标题则是对加尔文与他的“基督教要义”的明显攻击。加尔文警告过塞尔维特远离日内瓦，然而塞尔维特却故意在1553年的八月份前往此处给加尔文捣乱。之后他被逮捕，宣判，并最终于十月份被公开处刑。
更为有影响力的则是利里奥.苏西尼（Lelio Socinus 1525-1562）和他的侄子福斯图斯.苏西尼（Faustus Socinus 1539-1604），也就是后来成为主要的反三一论推崇者的那一位。利里奥，一位意大利法学家，很明显被塞尔维特的死所影响到了。在1579年，他移居到波兰，在那里他成为了一位当地的反三一论群体的领袖，这个团体最初在波兰的加尔文宗教会内成立，但于1565之前分离出去并在一段时间里以“波兰小改革宗教会”自居。（这些波兰独一神信徒们对于改革宗一词的使用并没有帮助他们在任何层面成为真正的改革宗。）
作为一名富有天赋的神学家，福斯图斯.苏西尼成功地联合了他在波兰的跟随者们并一同承认耶稣仅仅是人，基督徒生活是要追随登山宝训的教导，并且耶稣的死不是代赎性的赦罪而是爱的道德模范。在克拉科夫城市内，他建立了一个中心并在那里于1605年发布了一套概括他们教导的要理问答。罗马天主教在波兰借着当地耶稣会的复苏导致了1660年波兰对苏西尼主义者们的驱逐。
安静的避世派
然而在激进改教派内部还存在一条分支，由一些认为基督教本质属于道德性质的人们领导，从而洗礼相比于恩典的来源而言，则被看作为关于顺服的执行。他们想要彻底离开一切有关与政府的合作——基督教不是向世界妥协，而是作为义的社群离开世界去追求简朴的，平静的生活。
迈克尔.萨特勒 （Michael Sattler）是这种重洗派信徒的早期模版。他曾是罗马天主教的修道士后来成为了重洗派信徒并一直在不同地区持续逃离。在1527年，他主持了一场重洗派会议并编织了概括他们信仰的“士莱泰姆信仰告白”（Schleitheim Confession）。这成为了重洗派信仰的基本声明，呼吁将洗礼仅施行在追求圣洁生活的信徒身上（这包含远离世俗，特别是远离和军队有关的服务以及起誓）。同时也要求重洗派会众施行有关驱逐的惩戒。同年在他写完信仰告白之后，他被逮捕并被粗暴地折磨与处决。
门诺·西蒙斯（Menno Simons 1496-1561）最终成为了极端人士中最为有名的。他来自尼德兰北部的弗里斯兰省，曾成为了祭司，但在阅读路德的作品后接受了宗教改革。如同闵采尔酿造的悲剧一般，他在另一方面变为了极端，他的信仰转变为一种认为基督教是由敬虔的信徒们组成的，他们需要拒绝中世纪将圣礼看为蒙恩管道的看法并远避传统上与政府的合作。在1539年，他将自己信仰的概括记录在一本名为“有关基础教义或者基督教教义根基的书”（Book of Fundamentals or Foundation of Christian Doctrine）的作品里。他的跟随者们拒绝在军队里服务，起誓，甚至参与任何的社会职位。他们组织着有纪律性且追求圣洁，谦卑生活的基督徒会众们。
1535年，门诺在莱顿的约翰得到权力之前转变为重洗派信徒，并完全拒绝约翰。在约翰生前，门诺撰写了“莱顿的约翰的亵渎”，在其中清楚的提到了他们之间的不同：“因此一切的假教师们都忘记了上帝连接他们的圣约，就好像，哦上帝呀，很多人现在完全忘记了他们在什么上面受洗的，即十字架，同时会推荐对于刀剑的使用。3”。此外，他继续写道：“在那将自己看为实现了大卫应许的人之外，没有更加恶毒的敌基督了。按照圣经多次的见证，这位实现大卫应许的就是基督4”。然而，门诺同样认为末日之前的时间已经很少了：
“唉，是时候清醒了！要记住启示录的天使曾借着创造天地的永生神起誓说，现在快没时间了。虽然从圣经里我们无法确定，但现在是一年里的最后节期了，最后对于福音的宣讲了，最后对于前往羔羊婚礼的邀请了，所以应当在主那大而可怕的日子来临之前庆祝，宣告，并且洁净自己5”。
他相信真正的转变是一种义的，分离的生活，“我们最先教导的就是耶稣作为从天上来的老师所教导的，至高者的嘴与话语所教导的（约 3:2），也就是现在是恩典的时候，一个从我们罪恶的梦中苏醒过来的时候，并且有着一颗正直，转变，更新，哀痛，与悔改的心的时刻6”。对于反对者在洗礼与教会的看法上他写道：
“诚实地说，我不知道更恶的异端要怎样被发明出来了，尽管这些可怜的人们残忍地对我们哭喊道，异端！异端！淹死他们，杀掉他们，并且烧死他们！他们如此说仅仅是因为我们根据耶稣基督的圣洁福音，在完美无瑕的教会里教导信仰告白上有关新生命，洗礼，与圣餐的教义7”。
具体来说，他教导人必须作为信徒接受洗礼才能得救：
“此外我们已经证明了一切来自世界的论据是多么的脆弱，无用，并没有根据，就是那些为婴儿施洗辩护的论据，从而在前面提到的这些轻视上帝的人们就可以知道他们并没有按照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命令施洗。这样，他们就不是遵循神圣话语的人们，而且若他们不遵循那有着应许的话语（我是在指那些可以自己分辨事情的人们），那么他们就不能继承或得到那应许，只要他们不相信上帝的话语并不在一切层面上遵守祂的命令。让所有人都来仔细思考并拯救他的灵魂吧；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8”。
门诺在他生命剩下的大部分时间内都在尼德兰并德国西北部进行教导和撰写。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也被自己所属运动内关于圣洁教会应当在什么程度上来惩戒会众的纷争中所搅扰，并在1561年病死。他的运动——门诺会运动——仍在持续，作为激进改教派中最为庞大与有影响力的团体。
今日，有些人在回顾激进改教派（特别是安静的避世派）时会视他们为现代教会的祖先。对于宗教强迫的结束在西方已为广为接受的事实，而有关政府与教会的分离和教会成员制的自愿属性也成为了在美国普遍的看法。但说这些现代社会的发展是源自于重洗派的教导则是不那么精确的。
一些历史学家们将今日浸信会运动的开始看作是受到了重洗派的影响。另一些人（也就是我所同意的那些人）则辩论到虽然在对婴儿洗礼的拒绝上二者有所相同，但在其他的地方则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今日的浸信会运动事实上是源自元十七世纪的英格兰加尔文宗团体，与认同婴儿洗礼的加尔文主义者们共享着有关教会论与救恩论的共同看法，甚至在信徒与文化的领域都有着一样的见解。
说激进改教派是为现代基督教铺路，倒不如更好的将其看为是一种在对于中世纪的反对中出现的新声音与对改教的呼吁。我们用“宗教改革”这个标签来描述由路德在十六世纪所带领的伟大宗教事件。而在中世纪期间，不同的运动都在追寻他们口中的“教会中生活的改革”。有些待在了教会内部，例如强调净化苦修生活中道德层面的新修道运动；另一些则离开了教会并且更极端的拒绝了被接纳的基督教。特别要提到两个与十六世纪重洗派有着相似之处的团体。在十三世纪里，“卡特里派” （Cathari，也被叫做“阿尔比派”Albigensians）就有着强调末日的属性并在当时暴力地抗拒教会。相反，在十二世纪末，“韦而多教派”（Waldensians）尝试与教会合作，但最终被迫远离并切断和教会的联系，为着追寻他们信仰中的简朴生活。
在这个庆祝路德改教的年份里，我们需要问自己到底应该如何去看待那些激进改教派与宗教改革的关系。改教家们，如路德和加尔文，相信教会需要被上帝的话改革，而不是从不存在的状态里起死回生或是重生。他们不是革命家，而是在追求改善的同时认同与古老教会产生连续的支持者们。
宗教改革主要是一个神学运动，尝试去改革教会内部的教导。这种改革毋庸置疑会对基督徒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圣经中教导有关基督的救赎工作则是真正的中心。相反的，重洗派信徒，如同中世纪的教会一般，主要是注重于基督教的道德层面。他们之中不乏真诚，勇敢，自我牺牲的人们，但是改教家们对于圣经的理解则是更加正确且深刻的。今日的教会需要被改教家们启发并跟随他们，而不是重洗派们。
- Cited in Norman Cohn, 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 Revolutionary Millenarians and Mystical Anarchists of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1), 296.
- Abraham Kuyper, Pro Rege: Living under Christ’s Kingship, vol. 1 (Bellingham, WA: Lexham Press, 2016), 400.
- Menno Simons, The Complete Writings (Harrisonburg, VA: Herald Press, 1984), 33f.
- Simons, 37.
- Simons, “Foundation of Christian Doctrine,” 109.
- Simons, 108.
- Simons, “Christian Baptism,” 232.
- Simons, 235.
作者介绍：葛福瑞博士（W. Robert Godfrey）是埃斯康迪多的加州威敏斯特神学院的名誉院长和教会历史教授。
译者：王童蛟
英文原文：Anabaptism – Modern Re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