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有人问我，为什么我觉得圣经——特别是我们今天的《新约》——太小了。“太小了？”我问：“你是什么意思？”原来这位友人对看过的历史频道的一个纪录片有一些模糊的记忆，很显然，该纪录片表明大能的教会（当然，男性占统治地位）试图压制早期教会的大部分成员，并给他们贴上“诺斯底主义异端”的标签。诺斯底主义者所珍视的著作是秘密福音书，甚至可能早于正典的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因为自封的异端猎手不喜欢他们对“正统”的批判，导致他们被排除在外，使得教会失去了默示的属灵书籍。这种对话可谓是层出不穷。你可能已经遇到过了。
随着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在2004年上映，独立报以《新诺斯底主义者的秘密世界》为题，刊登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指出这本轻易跃上畅销榜的书“只是一个默默无闻、有两千年历史的基督教派的最新胜利”。引述长期研究诺斯底主义的学者伊莱恩·帕格尔斯（Elaine Pagels）的话说，布朗的书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教会官方是否将早期基督教内部的一个完全合法的运动作为异端排除在外。“所以，诺斯底主义具有非常及时的革命号召力——通过一个历史悠久的渠道，在不需要有缺陷的教会和机构的情况下，有机会获得一些属灵感觉。”（1）在一个教会保密和滥用教会权柄的时代，《达芬奇密码》等虚构小说助长了我们内心的怀疑。再加上日益增长的“灵性而非宗教（spiritual, not religious）”的流行，实际上与古代的诺斯底主义相当接近，简直是雪上加霜。最初耶稣运动的真正继承者，不是教会，而是变成了他所迫害的群体。
新旧诺斯底主义者都不喜欢圣经中的上帝，这位上帝创造了世界及其万有，设定了边界，建立了创造的物理和道德规律。事实上，他们的上帝——他们称之为的救主——把他们从圣经中所谓的恶毒和嫉妒的上帝中拯救出来。真正的教会只是属灵的，没有任何特殊的职分；属肉体的洗礼仪式和圣餐被视为腐败的，于是换成了灵性的操炼，以帮助人看到自己内在的神性和与万有的合一。听起来很现代，不是吗？事实上，今天对早期基督教和诺斯底主义的许多学术研究，都是由学者们的议程推动的，他们抛弃了他们认为基督教禁锢的东西及其教条形式，转而倾向一种更接近于我们可能称之为新纪元运动的灵性追求。
所以，与大多数学术潮流不同的是，这股潮流立即走上街头也就不足为奇了。至少在流行文化中，《多马福音》、《犹大福音》和《马利亚福音》被视为所谓的诺斯底文学中最著名的至宝。在电视纪录片、小说和近乎虚构的学术研究的推动下，铺天盖地的假设认为这些都是最近发现的“失落的福音书”，是被古老而神秘的教权政体所清除的。然而这些文本都不是在一世纪创作的，在1945年纳格·汉马迪（Nag Hammadi）发现之前，我们所不知道的只是少数。爱任纽和其他教父们大量引用这些经文，以揭露和驳斥他们的错误。但当时没有集中的教会等级制度。直到第二世纪末才有主教。真理之所以获胜，是因为有一个正典——意思是“规则”，就像一把标尺——这个正典就是新约。从历史上看，没有其他可以解释真正基督教的存续。
一部有少数争议文本的初步正典
我的摩门教朋友坚持认为，“正统”是在公元325年由君士坦丁大帝主持的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上发明的。如果你想发明一个新的宗教，并说“正统派”实际上是“异端”，反之亦然，那可真是天衣无缝。这也是我们当代文化——学者、记者和有灵性倾向的艺人，更不用说许多自由派牧师和神学家——所预设的方法。然而，当正统出现的时候，并没有强大的、集中的、等级森严的教会。没有皇权支持的教宗。事实上，当时连主教都没有，只有监督们（牧师和长老）在地方和更广泛的大会中集会。（2）而所谓的诺斯底派的“迫害者”爱任纽，实际上是高卢（法国）的一个牧师，当时的迫害致使该地区的大多数基督徒被屠杀。
那么，教会是如何生存下来并击退了被诺斯底主义吞噬的威胁？虽然在关于复活节的日期等问题上有各种争论，但有一部在所有教会中公开宣读的核心正典，并被用作教义和伦理争端的最终权威。亚他那修在367年复活节信中，提供了一份清单，列出了我们今天拥有的全部二十七本新约圣经，甚至将其认定为正典，并补充说：“对我们来说，圣经中的一切都是最充足的。”（3）然而，他只是发出牧函警告，以避免外来文本。到了他的时代，即使一直以来对有些文本存在疑问（如希伯来书、彼得后书、雅各书和启示录），教会对他们的核心正典相当清楚。（4）
必须指出，《新约》不是从天而降，它不是像穆罕默德后来宣称的《古兰经》那样，作为永恒的教义和诫命强加给教会的。相反，它产生于福音，是一个历史事件，它所应许的不亚于从罪和死亡中的救赎和新的创造。福音书的作者是传教士，他们为上帝道成肉身的儿子——弥赛亚耶稣的救赎行为提供了目击见证。《使徒行传》从耶稣升天和五旬节圣灵浇灌开始，报道了这福音的传播，而书信则为我们解读了它的意义。即使是道德诫命，也是基于好消息，那就是即使在目前这个邪恶的时代，新的圣约已成为现实。启示录以耶稣基督最后的得胜保证安慰受迫害的圣徒：“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於死，也不爱惜性命。”（启12： 11）这福音的最早核心见于哥林多前书15：3-4，保罗说：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保罗在50年代初写道，他领受了这套福音公式（可能来自耶路撒冷使徒），这表明他打算把这个公式作为整个教会的信条来传播。保罗的重生日期在公元33-35年左右，随后他在“三年后”首次访问耶路撒冷的教会（加1：18）。即使是最挑剔的学者也同意，保罗所引用的耶路撒冷信条可以追溯到受难后一到三年之内。（5）事实上，它代表了“所有基督徒共同的早期传统。”（6）所以从一开始，基督教正统的核心就已经确定了，诺斯底派的目标不是在次要的事情，而是第一批信徒所持有的这个信仰的核心。此外，在彼得后书3：16中提到的“别的经书（τὰς λοιπὰς γραφὰς）”，保罗的著作也被算在其中。保罗在提摩太前书5：18和哥林多前书9：9中已经引用了路加福音的经文。
《旧约》和《新约》的经文被约翰的门徒坡旅甲（公元69–155）引用为“圣经”。（7）同样的观点在《革利免二书》2：1-4（马可福音2：17或马太福音9：13由graphē legei引入）和《巴拿巴福音》4：14（马太福音22：14或20：16引入hōs gegrapptai）等文献中也有提到。坡旅甲的弟子爱任纽讲到“四部福音”，强调四部福音书的统一性，他引用了大部分新约作为他在终审教庭对异端的驳斥。（译注：graphē legei是希腊文，译为“又有一句”，hōs gegrapptai译为“如经上所说”）
诺斯底派喜欢秘密，但教会宣扬的是公开的福音。基督徒诉诸于由使徒们写的正典，而不是想象力过于丰富的佚名作者。爱任纽说：
我们所学到的救赎计划，并非从他人那里学到，而是从那些通过他们传给我们的福音里学到的。这福音是他们曾经宣扬，后来根据上帝的旨意，在经文中传授给我们，成为我们信仰的基础和支柱。（8）
如果说诺斯底派讲的是口头传下来的传统，那么基督徒诉诸的则是使徒们所传下来的传统——换句话说就是圣经。（9）
传统上可追溯到170年，穆拉多利残篇（Muratorian fragment）提供了一份正典圣经的清单。（10）其他所谓的保罗写给老底嘉人和亚历山大人的信是“以保罗的名义伪造的，以[推进]马吉安异端。”正如残篇所说明的，一部正典典籍的标准是，它是否可以“在教会中公开宣读”。（11）
这道建造和规范教会
当美国殖民地宣布独立时，他们就自由了，但直到美国宪法制定出来，他们才被组织成一个独立的共和国。然而，基督的国度是君主制，不是民主制。我们还没有获得自由，而是我们的君王为我们赢得了自由。不过直到有了正典或章程，新约教会才有了她独特的身份和规范。耶稣应许使徒：“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衪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翰福音14：26），并“引导你们明白（原文作进入）一切的真理”（16：13）。复活的耶稣在五旬节实现了这个应许，这是新约和旧约独一权威的基础。圣灵通过福音的传讲在我们心中创造信心（罗马书10：17；彼得前书1：23-25；雅各书1：18），并通过“神所默示”的书面经文规范教会的教导和实践（提摩太后书3：16；彼得后书1：16-17）。
因此，并不是教父们决定了正典，而是承认了正典。一旦被承认，它就成了唯一的规范。俄利根以“正典经文”（ 《首要原则》 4.4.6）来判断信仰规则。他对圣经不容置疑的明确教导和超出范围的个人见解进行了全面仔细的区分。他劝诫道：“如果我们把保罗的话当做上帝的话来听，我们会明白真理。”（4.3.8）。例如，亚他那修否决了《黑马牧人书》（The Shepherd of Hermas），因为虽然它被广泛阅读，但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是源自于使徒，也没有属于使徒本身圈子的痕迹。其他教会领袖也同意：黑马（Hermas）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格，而且在实质上明显不同于正典文献。（12）
随着反复借助于经文和组成圣经的具体书卷，稍微看看后使徒时期的教父们，就让我确信有一个聚集基督教会的合一之源。已故普林斯顿新约学者布鲁斯·梅茨格（Bruce Metzger）对此事提出了很好的观点，他的结论是，“即使我们丢失了所有的希腊文手稿和早期的译本，我们仍然能够从早期教父们的注释、讲道、信件等多种引文中重现新约中的内容。”（13）
教父们不仅对哪些著作是正典有共识，也都认为圣经、旧约和新约是信仰和实践的唯一规范。特土良（公元160-220年）坚持认为：“经文是驳斥或验证教义内容的唯一途径”。（14）
特土良呼吁以圣经为准则来反对诺斯底派：“但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因为圣经什么也没说……我不承认你们在圣经之外所提出的自己的东西。”（15）因此，像爱任纽一样，他反对诺斯底派的口述传统，而不认同它等同于圣经（这是反对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关于口述传统等同于圣经的主张的有用论据）。他们否认基督是由ex（of/from，ex是拉丁文，译为“由／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并以另一种说法取而代之，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说法并不能在整本圣经中找到”。（16）诺斯底派沉浸在他们所谓的启示的秘密中，只有“灵修者”才能解密。相比之下，特土良说，圣经本身并不晦涩难懂。
当你阅读时，你可以有我同样的水平来理解基督的奥秘……然而，我们已经把[他们的]这些观点加以查验，既查验了所支持的论据，也查验了所诉诸的经文，我们通过表明基督的肉身是什么，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17）
早期教父们谈到了“信仰规则”（即信条），这无一例外地总结了圣经所教导的。在《反异端法规》 （The Prescription against Heretics） 中，特土良写道：
现在，关于这个信仰规则——我们可以从这一点上承认我们捍卫的是什么——你必须知道，它规定了一个信仰，即只有一个上帝，衪就是创造天地的主，籍着祂的道从无中创造了万有，这是首先被差遣出来；这道被称为祂的子，且在上帝的名下，被先祖“以不同的方式”看见，历代先知都有耳闻，最后被父的灵和大能带到童贞女马利亚身上，在她的腹中成了肉身，并从她身上所生，成为耶稣基督；此后，衪传讲新的律法和天国的新应许，行神迹；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坐在父的右边；派遣圣灵的大能代替自己来引领信的人。将来要带着荣耀降临，带着圣徒享受永生和天上的应许，并将恶人判处永生的火刑，在这两类人的复活后，他们的肉身也要恢复。这条规则，正如将要证明的那样，是基督所教导的，在我们中间没有引起其他任何问题，引起问题的正是那些使人成为异端的异端邪说。
异端不是被如此随意的审判，而是被排除在那些有与圣经描述一致的真信仰的信徒们组成的共融之外。“因为凡是要彰显基督教真正的规范和信仰的地方，那里也同样会有真正的经文和对经文的阐释，以及所有的基督教传统”。（18）
这些陈述的要点是，凡是以真正的圣经为信仰和实践准则的地方，都有真教会存在。在其他地方，特土良补充说：异端逾越了圣经。“这就够了，因为圣经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么多。”
因为即使是使徒，在他的所作的声明中也能同样感觉到圣经的份量。“基督死了”之后，又立即补充说：“照圣经所说”，以便他可以通过圣经的权威来减轻声明的刺耳，从而消除对读者的冒犯。（19）
因此，不存在的东西，圣经无法提及；不提及它，就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证据，证明没有这样的东西：因为如果有的话，圣经就会提及它。（20）
他补充说，这些诺斯底派只是推测。然而“我崇敬衪的圣经充分性。……如果没有被记载，那么，就让那些凡加增或删减这书上的话的人惧怕那即将降临他们头上的灾祸吧。”（21）特土良说，他只会遵循一种“以经解经”的释经。（22）
在四世纪之交，亚他那修（296-373）列出了所有二十七本新约圣经，甚至称它们为“正典”。他补充说：“神圣而默示的圣经完全足以宣扬真理”。（23）耶路撒冷的西里尔（Cyril of Jerusalem 310~386）劝勉道：
这印记你要常记在心上，现在以总结的方式已经在其脑海中有所触动，如果主恩准，以后要根据我们的能力，用经文佐证。因为关于信仰的神圣和圣洁的奥秘，如果没有圣经的支持，即使是随便说说也不可；我们也不可被似是而非和矫揉造作的语言所吸引。即使是对告诉你们这些事的我，也不要给予绝对的信任，除非你们从圣经中得到我所宣布的事情的证明。因为我们所信的救恩，不是靠着巧妙的推理，乃是靠着圣经的陈明。（24）
当然，西里尔与所有教父的看法都是一样的。无论他们多么受人尊敬，他们都会断然拒绝任何将他们的教导与圣经平起平坐的举动。他在下文中证实了这一点：
然而，你要持守信仰，把自己仅仅当作学习者和以此为专业，这信仰是教会交付给你的，是在一切经文中建立的。因为既然不是所有人都能读经，只是有些人因为不学无术，有些人因为生意的缘故，阻碍了对经文的认识；为了使灵魂不致因缺乏教导而灭亡，我们就在这很少的条文中，领会信仰的全部教义……现在要把信仰牢记于心，只听着这道，并期待在适当的时候，从圣经中得到其各部分的证明。因为教义的条文并不是因讨人的喜欢而作的，而是从所有的经文中选择最重要的要点，组成信仰的一个教义。就像芥菜种在小粒中可生出许多枝条一样，这个信仰也是这样，用几句话就把旧约和新约中所包含的全部敬虔知识都包含在内了。所以，弟兄们，你们要持守你们现在所领受的传统，把它们写在你们的心上。（25）
传统从属于圣经。同样，根据圣巴西流（329-379）的说法：
如果要用习俗来证明什么是正确的，那么我当然有资格提出在这里获得的习俗来支持我。如果他们拒绝这一点，我们显然没有义务跟随他们。因此，让上帝所默示的圣经在我们之间作出决定；无论哪一方的教义与上帝的话语相一致，就投下赞同那一方的真理之票。（26）
换句话说，圣经总是胜过传统：
有信心的灵魂的标志是什么？就是在这些处置上完全接受圣经话语的权威，不敢摒弃，也不敢添加。因为，如果像使徒所说的“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那么，圣经之外的一切，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27）
巴西流补充说：“并不是因为仅仅这是教父们的传统我们就满足于此。重要的是，教父们遵循了圣经的意思。”（28）尼撒的贵格利（Gregory of Nyssa 330-395）同意这一推理思路，总结道：
我们并没有获得这样的许可，即我们想肯定什么就肯定什么。因为我们把圣经作为每一种教义的准则和规范。我们必须将目光定睛于这一点上，我们只认可任何能够与这些文字意图相一致的东西。（29）
在同一时期，米兰的圣安波罗修（Ambrose of Milan）说：“我不希望这种可信度给我们，而应给引用的经文。不是我说：’太初有道’，而是我听到了；我并非装模作样，而是我读到了大家都读到的东西。”（30）他说，当人类的知识“没有顺服于圣经的权威”时，那么有如此多的人误入歧途也就不足为奇了。（31）针对多纳图派（Donatists），奥古斯丁（354-430）说：
如果可以的话，让他们展示他们的教会，但不要通过他们的主教会议，不要通过他们任何一个拥护者的文献，也不要通过假的神迹和奇事，我们已籍着主的话语，有所预备，并对这些事有所谨慎。而是让他们展示他们的教会，要用律法的诫命，用先知的预言，用诗篇的歌谣，用牧者自己的话，用传道人的讲道和劳作，也就是用所有圣经的正典权威。（32）
他在其他地方说：“因为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定了一条规则，我们不敢’聪明过分’，而要像他说的那样，’要合乎中道，要照着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33）君士坦丁堡的主教约翰·屈梭多模（John Chrysostom 347-407）补充了他的见证。
因此，我们不要带着众人的观念，而要考察事实。因为我们在钱财方面确实不信任别人，而是参照[我们自己的]计算，但在计算[神学]事实时，我们却被别人的观念轻而易举地拉到一边，这又何尝不是荒唐的呢？这也是，虽然我们拥有精确的天平，对万事万物都有方圆和规则，但那神圣律法的宣告呢？因此，我劝告和恳求你们，不要理会各人对这些事的想法，要从圣经中探询万事；既然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富足，我们就要追求它们，使我们也能得到永恒的益处。（34）
他在别处又说：“关于我所说的事情，我都应该提供佐证，这样就不会显得我是依赖自己的观点，而是用经文来佐证，这样事情就会保持坚定不移。”（35）
教会因基督的正典而统一
很早以前，圣经的基本教义就被归纳为“信仰规则”。虽然确切的措辞各不相同，但实质上所有这些公式都是一样的。因此，令人觉得震撼的是，在教义上的一致性是如何先于其他方面的一致性出现。虽然有着相同的公共敬拜内容（如读经、讲道和唱经、忏悔和赦免、洗礼和圣餐，以及济弱扶倾），但各教会并没有被一种规定的礼仪所联合。而且由于基督徒们缺乏一个集中的宗教机构和议事中心，甚至缺乏与哲学流派相媲美的知识分子，因此，我们必须从其他地方寻找一个历史原因来解释为什么新生的耶稣团体不应该沦为零星的教派而消散。合一就是用“信仰规则”（regula fidei）归纳起来的圣典，特别是承认基督为我们的救赎而道成肉身；简而言之，就是“一主一信一洗”（弗4：5）。
甚至在他和其他使徒还活着的时候，保罗也可以通过亚波罗和他自己的榜样来劝导哥林多教会合一，“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林前4：6）。因此，在许多事情上，对多样性的容忍可以被接纳，甚至是受欢迎的，但在正典或信仰规则方面却不能容忍。事实上，使徒们自己也从他们所宣扬的单单这一个福音中获得了权威（加1：8）。当时还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组织，但围绕着一套信仰和实践（特别是讲道、祷告、洗礼和圣餐），有一个被广泛认可的共融。“这种合一，连外面的人都承认”，约翰·比尔（John Behr）指出：“比如异教哲学家克理索（Celsus），他把这个群体说成是‘大教会’”。（36）
爱任纽解释说：“教会虽然分散在全世界，甚至到了地极，但却从使徒和他们的门徒那里得到了这信仰。”在对该教义作了简要总结后，他又说：
正如我已经观察到的，教会在接受了这种传道和信仰之后，虽然遍布到世界各地，但是，仿佛只占据了一间房子，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因为在德国建立的教会，并不相信或传承任何不同的东西，在西班牙的教会，在高卢的教会，在东方的教会，在埃及的教会，在利比亚的教会，在世界中部地区建立的教会也是如此。但正如上帝所造的太阳，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所以真理的宣讲也是如此，无处不闪耀着，启发着所有一切愿意认识真理的人。（37）
尽管被诺斯底主义者拒绝，被希腊化哲学家（Hellenistic philosophers）所嘲笑，但各方公认的”众教会”是一个定义明确的共融，为基督徒所接受。简言之，不管我们称之为“正统”，即“伟大的教会”，或者干脆称之为基督教，都被教内外人士认为是由新约正典所形成，并在“信仰规则”中所总结出来的。
尾注：
1. 彼得·斯坦福（Peter Stanford），“新诺斯底主义者的秘密世界（The Secret World of the New Gnostics）”，《独立报》（2004年3月18 日），https://www.independent.co.uk/arts-entertainment/b…对布朗的畅销书有许多好评，包括N.T.赖特，Decoding Da Vinci: The Challenge of Historical Christianity to Conspiracy and Fantasy, Grove Biblical Studies B39 （Cambridge: Grove Books, 2006）.
2. 见彼得·兰佩（Peter Lampe）的史学巨著，From Paul to Valentinus: Christians at Rome in the First Two Centuries （Minneapolis: Fortress, 2003）, esp. 385–97.
3. 亚他那修，The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2nd ser. （NPNF2）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0）, 4:23.
4. 有关正典发展的最佳研究，见查尔斯·希尔（Charles E. Hill），Who Chose the Gospels?: Probing the Great Gospel Conspir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Michael J. Kruger, Canon Revisited （Wheaton: Crossway, 2012）; and The Question of Canon （Downers Grove, IL: IVP Academic, 2013）.
5. 经过仔细论证，犹太学者格扎·维姆斯（ Geza Vermes）得出结论，这个前保罗信条起源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两年内。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London: Penguin, 2008）, 121–22. 虽然格德·勒德曼（Gerd Lüdemann）是一个激进的怀疑论者，但在Resurrection of Christ: A Historical Inquiry （Amherst, NY: Prometheus, 2004）, 39–82. 中同意。另见拉里·赫塔多（Larry W. Hurtado）的优秀研究，特别是Lord Jesus Christ: Devotion to Jesus in Earliest Christianity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5）.
6. 赖特（N. T. Wright）， “Early Traditions and the Origins of Christianity,” http://ntwrightpage.com/2016/04/05/early-traditions-and-the-origins-of-christianity.
7. 见例Polycarp’s Letter to the Philippians, ch. 12, in Ante-Nicene Fathers （ANF）, vol 1: The Apostolic Fathers, Justin Martyr, Irenaeus, trans. and ed. Alexander Roberts, James Donaldson, and A. Cleveland Cox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4）, 35.
8. 爱任纽，“Against Heresies,” 3:1.1, ANF, vol. 1, 414.
9. 艾伦·弗莱斯曼-范·莱尔（Ellen Flessman-van Leer），Tradition and Scripture in the Early Church （Assen: Van Gorcum, 1953）, 184, 133, 144.
10. 《新约》由四部福音书、使徒行传、保罗的十三封书信、犹大书、约翰一书和二书以及启示录组成。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前书和后书不包括在内，而智慧书被采纳为旧约的一部分（第70行）。
11. 有关穆拉多利残篇的富有启发性的处理，请参阅布鲁斯·梅茨格（Bruce Metzger）, The Canon of the New Testame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7）, 191–201.
12. 正如艾米尔·布伦纳（Emil Brunner）指出的，这个过程远非任意行使教会权力：“如果我们将《新约》的著作与次使徒时期的著作进行比较（例如，《革利免书》，《黑马牧人书》），即使是时间上最接近的著作，我们也不免会得出结论，即两个群体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这也是教父们的意见。”艾米尔·布伦纳，Reason and Revelation, trans. Olive Wyon （London: SCM Press, 1947）, 132.
13. 布鲁斯·梅茨格（Bruce Metzger），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Transmission, Corruption and Restor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86.
14. 弗莱斯曼-范·莱尔，Tradition and Scripture in the Early Church, 184, 133, 144.
15. 特土良，“The Flesh of Christ,” in ANF, vol 3: Latin Christianity: Its Founder, Tertullian, ed. Alexander Roberts and James Donaldson; revised and chronologically arranged with brief prefaces and occasional notes by A. Cleveland Coxe （Edinburgh: T & T Clark, 1885）, 521–44, esp. chs. 6–7.
16. 特土良，“The Flesh of Christ,” ch. 20.
17. 特土良， “The Flesh of Christ,” ch. 25.
18. 特土良，“The Prescription against Heretics,” chs. 13, 19.
19. 特土良，“Against Praxeas,” ch. 29.
20. 特土良，“Against Hermogenes,” ch. 20.
21. 特土良， “Against Hermogenes,” ch. 22.
22. 特土良 “Against Hermogenes,” ch. 31.
23. 亚他那修， “Against the Heathen,” 1:3, in NPNF2, 4:23.
24. 耶路撒冷的西里尔（Cyril of Jerusalem）， “Catechetical Lectures,” 4:17, in NPNF2 （repr.,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3）, 7:23 （emphasis added）.
25. 耶路撒冷的西里尔， “Catechetical Lectures,” lecture 5:12.
26. 巴西流（Basil）， “Letter 189” [“To Eustathius the Physician”], 3, in NPNF2, 8:229.
27. 巴西流，“The Morals,” in NPNF2, Philip Schaff and Henry Wace （Edinburgh: T & T Clark, 1895）, 8:204 （emphasis added）.
28. 巴西流，“The Holy Spirit,” in NPNF2, 7:16.
29. 尼撒的贵格利（Gregory of Nyssa）， “On the Soul and the Resurrection,” qtd. in Jaroslav Pelikan, The Emergence of the Catholic Tra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50 （emphasis added）.
30. 圣安波罗修（Saint Ambrose），“The Sacrament of the Incarnation of Our Lord,” 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 vol. 44, 3:14 （Washington: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63）, 224.
31. 圣安波罗修， “Of the Christian Faith,” 4:1, NPNF2 10:262.
32. 奥古斯丁， “On the Unity of the Church,” 16, qtd. in Martin Chemnitz, Examination of the Council of Trent, Part I （Saint Louis: Concordia, 1971）, 159.
33. 奥古斯丁， “On the Good of Widowhood,” 2, The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1st ser. （NPNF1）, 3:442 （the quotation is from Rom. 12:3）.
34. 屈梭多模（Chrysostom）， “Homily 13 on 2 Corinthians,” in NPNF1, 12:346 （emphasis added）.
35. 屈梭多模，“Homily 8 On Repentance and the Church,” 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 96:118.
36. 约翰·贝尔（John Behr），Irenaeus of Lyons: Identifying Christianity, Christian Thought in Contex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70.
37. 爱任纽，“Against Heresies,” ANF, 10:1–2.
作者：麦克·霍顿
译者：Julia Liu
校对：王贤，Brainy Weng，Bai
作者简介：麦克·霍顿博士（Dr. Michael S. Horton，又译作荷顿或何顿），加州威敏斯特神学院（Westminster Seminary California）梅钦教席系统神学与护教学教授；全美广播电台White Horse Inn主持人；《现代宗教改革》杂志（Modern Reformation）主编；曾与2001至2004年担任认信福音派联盟（Alliance of Confessing Evangelicals
）主席；他曾于1996年被《今日基督教》杂志评为“五十位四十岁以下福音派领袖”之一；现为北美联合改革宗教会（URCNA）牧师；著作极其丰富。已译作中文的著作有：《基督徒的信仰》（The Christian Faith: A Systematic Theology for Pilgrims on the Way）、《没有基督的基督教》（Christless Christianity: The Alternative Gospel of the American Church）、《应许的神》（God of Promise: Introducing Covenant Theology）等。
英文原文：https://modernreformation.org/resource-library/articles/is-our-bible-too-sm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