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的神性与人性

今天的圣经研究中,圣经的神性与人性之间的关系成为最引人注目的话题。书卷的真实性、作者身份、完整性、结构等问题,前所未有的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圣经的人性。甚至曾经习惯只考虑圣经神性的人,也开始注意到圣灵使用的人类作者,发现圣经同样也是人的作品,由人写成,在字里行间承载着人类作者的特点。人们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神性与人性两个因素,在默示过程中的关系该如何理解?在最终写成的圣经中,神性与人性的两种成分又是如何相关联的?

如果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没有什么实际意义,那就大错特错了。许多基督徒只关心默示产生的结果,而忽略默示本身的性质或方式。然而,若对默示的性质和方式没有恰当的理解,就无法真正信靠默示的结果。今天许多人对默示的性质和方式理解不足甚至理解错误,不论他们的错误出现在哪方面上,不论错误程度的大小,都必然会错误理解默示的结果。人们总是会努力摆脱那些他们不理解的默示方式所产生的结果。当我们试图理解默示时,认识错误的默示理论为何站不住脚就显得格外重要。我们需要严肃的思考,神性与人性两个因素在默示过程中的关系该如何理解?在默示的结果,即圣经中,神性与人性两种成分又是如何关联的?

  1.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如果过分强调二者中某一个因素而把另一个因素排除在外,就无法正确理解两者的关系。 

出于维护圣经神性的热心,在教会里曾出现一股强调神性而排斥人性的风头。圣经的人类作者仅仅被视为圣灵手中的工具,圣灵用他们(而非透过他们)写作圣经。人们不愿意把圣经的人类作者视为笔者,而只把他们当作笔。在此观点下,默示被理解为简单的听写过程(dictation);人类作者除了他们的手写工作之外,所有在作品质量上贡献全部被否认。这种机械默示论出现在许多十七世纪的威敏斯特神学家里。这在整个抗罗宗的圈子里都是如此,在路德宗里有,关斯德(Quenstedt)、卡洛夫(Calov)、何勒子(Hollaz);在改革宗里,海德格(Heidegger)、布斯多夫(Buxtorf);安立甘宗的理查德·胡克(Richard Hooker);清教徒里有约翰·怀特(John White)。不过,圣经书卷里人类作者的痕迹很明显,因此这种机械理论的极端形式并未成为主流。只要识别出人类作者留下的痕迹,例如不同的措辞、风格等等,就能看出圣经里有人性的成分。至此,一种上帝与人合著的理论代替了唯神作者的理论。而这种理论也是成为听写论在教会里存留的唯一一种形式,而这种理论也不再是讨论的重点。今天,几乎没有人会强调神性元素而把人性元素全部排除在外。

然而,今天普遍存在的错误是与其相反的理论。准确的说,今天对圣经最普遍的理解就是把圣经里的神性元素和成分全部排除,只以纯粹的人性角度来讨论圣经的来源和特点。从历史上来看,这种思想来自于理性主义。但是这种思想有许多不同的变体,每个变体都是有不同的哲学在背后。黑格尔主义者,如J.M.怀顿博士(J. M. Whiton),很容易适应这一观点就如同自然神论者一样,神秘主义者,如R.H.霍顿(R.H. Horton),与理性主义者一样也很容易接受这一点。尽管他们各自陈述不同,但都同意圣经纯粹是人写的书。他们之间的不同点仅在于是否上帝有预备工作,或者更进一步,上帝的预备是否包含被作者记录在书里的启示,或者是否只是上帝的护理。当今书籍市场里充斥着这种无可救药的片面理论。华盛顿·格拉登博士(Washington Gladden)的《谁写了圣经?》(Who Wrote the Bible?)一书就是一个非常粗鲁的例证。他认为,上帝对圣经产生过程的看顾与他看顾一颗老苹果树生长没什么两样。约翰·德威特(John DeWitt)博士的《什么是默示?》(What Is Inspiration?)是另一个例子。他认为先知只不过是“尽其所能”用人类的语言来表达自己。 乔治·罗克(T. George Rooke)在《默示及其他课程》(Inspiration and Other Lectures)里的观点稍微好一点;比他更好一点的是最近一位德国的作者伦纳德·斯泰林(Leonard Staehlin),他认为上帝为写作圣经特别预备圣经作者,但是当预备工作结束后,上帝就放手让他们“自由”完成任务,没有上帝持续的指引。一切这些变体概念都包含一个核心观念,就是坚持认为是人,而且只是人制造了圣经;因此圣经彻头彻尾是一本人写的书,哪怕其中包括人对上帝的言行所作出的记录。

  1. 当我们把圣经和默示里的神性与人性视为圣经里彼此排斥的元素,把圣经一分为二时;或者视为彼此相争相斥的默示的因素时,我们无法正确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

这种肤浅的观念最近几年却变得异常流行。这些言论背后的观点认为,圣经里的人性元素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大——所以,这里暗含的意思就是圣经里神性元素的比例比我们想象的要小。甚至连很有思想的桑德博士(William Sanday)也说了同样的话:“最近50年到100年之间的研究表明”,他告诉我们,“人性元素比假设的要更大。”[1] 柯克帕特里克教授(A.F. Kirkpatrick)也说:“在圣经的起源中有很大的人性元素,甚至比我们曾经想象的要更大。”[2] 这背后的观念是说,人性的东西就不能同时是神性的,人性进入哪里,哪里的神性就消失了。桑德博士认为自己的论点是为了“人性对神性的侵蚀”,而G. T.拉德博士(G. T. Ladd)甚至说在这件事上的主要困难在于确定“神性与人性相遇并受其限制的确切地方”。[3]

在这种观念下,很容易看出,每当我们发现圣经里的人性特征时,就是在反驳圣经的神性。而当圣经的整个构造被发现是人性时——这的确如此——以这种观念为出发点的人便必然会最终否认圣经的整体结构的神性。作为初始阶段,我们会努力浏览圣经,焦急的把神性元素和人性元素分开。而如果二者之间的关系果真是互相排斥的话,那么这个做法似乎并不是毫无希望。我们或许会被警告,就像桑德博士所警告的,“尝试在两种元素之间画一条严格固定的界线是个错误。”人们会感觉到按照这种观念,不去做出这种尝试才是更大的错误。我们怎么能满足于不去区分如此明显不同的两种元素呢?因此,毫不奇怪,有像R.H.霍顿和盖斯(Gess)这样的人去做出这样的尝试。但对于我们这些能看出机械式观念背后错误的人来说,也不会惊讶这些人研究的结果是具有毁灭性的。他们最终会发现人性元素渗透在圣经各处,结果就是神性元素几乎无处可容。

  1. 只有汇合默示(concursus)才能正确理解默示的因素,只有把圣经理解为一本同时既为神性又为人性的书,其中每个字都同时既为神性又为人性时,才能正确理解圣经里的人性与神性元素。

这个观念背后的哲学基础是基督教的上帝观,即上帝在他的行动中既是临在的(immanent)又是超越的(transcendent)。这种对默示的理解与对上帝在其他领域行动的理解类似——如在护理中,或在我们恐惧战兢做成救恩的恩典中,知道是上帝在我们里面工作,按照他自己的美意引导我们的意志和行动。这个观念背后的圣经基础在于,圣经里诫命和真理的表述一直都被呈现为是上帝和人类作者同为作者(co-authorship);圣经一直把经文同时归给上帝和人类作者,并且圣经承认在质量和特征上同时有神性和人性。

这个观念里最根本的原则就是上帝的行动并不会接替人类作者的行动,而是与他们融合;因此圣经是上帝和人类作者合作的共同作品,这两种行动渗透在圣经的每一个细节,和谐同工,最终成文,不是说这里是神性、那里是人性,而是圣经每个字都同时既具有神性又具有人性。按照这个观念,整本圣经都被视为人所写的,每个字都是人类作者劳作的产物;但与此同时,整本圣经又都被视为上帝所写的,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声音,上帝是真正的作者。

我们应该把默示里的人性元素和神性元素理解成融合和谐的汇流最终形成共同的作品。这两种元素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共同形成圣经这个全整的、非混合的作品。我们可以确定,圣经每个字都是上帝的话,也同时是人的话。在圣经的每个部分都能找到神性和人性所有的特性。同时,反过来说,圣经每个部分都没有与神性或人性不符的特性。

因此,从这个观念出发,我们才真正能够理解圣经的这两种元素。二者并不相斥;不会因一种元素被识别出来,另一种便被否定;也不会因一种元素被限制在某一部分,另一种便不可进入;一种元素也不会侵蚀另一种元素。这个观念比那些否定圣经神性元素的观念更加公平的对待人性元素;因为它承认圣经里的每个字都是从人类的头脑里构想出来的,都是通过人类的手写下来的。这个观念比那些否定圣经任何人类元素的观念更加公平的对待神性元素;因为它承认圣经是上帝默示的,是在圣灵直接的引导下完成的。圣经的这两种元素都被公平的对待,并且人类的需求也被公平对待。韦斯科特博士(Westcott)说,“圣经是权威,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圣经能被人理解,因为圣经也是人的话。”正因为圣经的每个字都是人的话,它才能完全被我们的心领会。正因为圣经每个字都是上帝的话,它才是我们始终的标准和向导。


[1] The Oracles of God, p. 161.

[2] The Divine Library of the Old Testament, p. 53.

[3] What Is the Bible? p.437.


作者:B.B.华菲德(Benjamin B. Warfield)

翻译:王一

B.B.华菲德(Benjamin Breckinridge Warfield,1851-1921),曾任教于旧普林斯顿神学院,查尔斯·贺智教席神学教授,并担任旧校最后一任校长(1887-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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